傅蔚冈：工资由谁来定

　　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及收入分配改革时，表示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而制定《工资条例》曾被作为重要内容而寄予厚望，但是该方案在2010年上报国务院之后就销声匿迹。有媒体从参与该方案制定的人士处获悉，“如果进展顺利，明年3月前会对外公布。”在专家们看来，“现在正是方案制定讨论最多，争议较大的时期。”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议？据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士表示，是因为受到垄断行业的强烈反对而“夭折”。这些行业为何反对？据了解，这是因为在对《工资条例》讨论时期，就对垄断行业的分配方式给予诸多关注，甚至《工资条例》讨论小组还制定了垄断行业涨薪需要对外公布以及听证的规定。也正是因为该条例对垄断行业的薪资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所以遭到明确的反对。
　　收入分配当然要改革。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低于GDP增长率0。8个百分点。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
　　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产生很不好的效果：一方面，居民收入过低是目前内需不旺的直接原因，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居民收入过低会导致社会不公平，既然居民收入过低，那一定是有些部门如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了，从而使得另一部门分配过少。这几年财政收入和企业增长收入均高于居民收入的现实，验证了这个判断。
　　一方面是居民收入过低，但是在居民收入内部也存在着部分行业工资增长过快的问题。如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称，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2007年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曾达4553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如何改变这些现象？是不是制定《工资条例》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个愿望固然美好，但真的要实现，恐怕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过低的现象很好理解，那就是国家财政收入占的比重过高，从而影响居民部门的收入，解决之道也不复杂，那就是减税制定法律降低税费即可实现这个目标。尤其在目前的经济低迷时期，减税的效果会非常明显，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各地拥堵的车流即可知其一二。
　　但是，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这恐怕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是，如果通过制定法律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法律早就出台了。那为何法律无法出台？原因并不只是部分利益群体的反对，而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必须承认的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与企业主通过资金投入获得的回报相比，职工获得劳动报酬确实过低。劳动报酬之所以过低，绝非是传统教育所说的资本家过于贪婪，而是由以下因素决定：在中国，与劳动力相比，资金更加稀缺，因此资金获得的回报会高于劳动力回报。尽管总体上劳动力的报酬低于资金，但是部分领域中劳动力的薪酬却高于资本获得的报酬：比如最近几年不景气的公募基金，很多公司中员工获得的薪资已经与资本的回报持平，甚至不少公司还发生这种现象：公司已经亏损，但是还不得不给员工发高工资。为何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因为对于这些行业而言，员工才是最有竞争力的资产，尽管现在行业不景气，但是为了来年更好的回报，必须维持相当高的工资水平。
　　另外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是，近年来低端劳动力的薪资有了大幅度的上升，而且各地“用工荒”频频出现，很多传统上认为是低工资的岗位薪水已经不低，很多蓝领职工的工资甚至已经超过那些普通白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原因当然不是雇主的良心发现，而是中国每年可以供给的劳动力逐渐减少，企业为了获得有竞争力的员工，必须给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
　　换句话说，员工工资的增加，并不是因为企业主的良心发现，也不是法律的规定结果，而是残酷的市场竞争使然。那么法律能够做什么呢？在我看来，那就是要顺应市场需要，而非扭曲市场，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尤其是在当前比较低迷的经济形势下，片面的“增加工资”的主张，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张。对于企业而言，盈利是其本性，它必须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平衡，从而得出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工资策略。假设此时经济不景气，企业运转困难，那么法律贸然增加工资导致的用工成本增加只会让企业减少用工，最终不利于劳动者的利益，这已经被国内外很多的实证所证实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下，企业还遭遇了劳动力用工成本过高的问题，中国的工资报酬分配不是偏低吗？怎么会成本过高？这问题看起来非常可笑，但却是一个事实。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目前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4。6倍。过高的社保缴费费率，不仅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不利于扩大就业，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挤压了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从这个意义而言，要改变居民收入分配，解决当前职工收入过低的问题，最为主要的就是要减轻企业的负担，而非简单的加工资。就像有学者说的：“在一个竞争市场中，一部分的节约最终是会以更低产品价格的形式转移给消费者。我们务必铭记，对产业界有益的事就是对任何人有益，对私人有益的事就是对国家有益。”至于那些垄断部门的收入，也非《工资条例》就可以改变，而是需要通过消除垄断得以实现，否则，经营者总会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应对这些法律，法律永远无法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