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财富指数”，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指标

　　里约20地球峰会已于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隆重召开，它是继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之后全球首脑就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再度聚首，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盛会，也是全球关于环境问题的最重要会议之一，其主题是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其他机构（UNU，IHDP）在本次峰会上推出第一份全球《包容性财富报告2012》（InclusiveWealthReport2012），其中的“包容性财富”（InclusiveWealth简记为IW，这一概念到目前为止尚无标准的汉译）是度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指标，是改造传统经济发展水平量指标GDP的新努力。这一努力值得我们关注。
　　新指标比GDP更全面科学
　　多年来世界各国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人均）GDP。但是由于（人均）GDP有着一系列的缺点，如尚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与生态的代价，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社会风险加大等。单纯看这一指标及其变化趋势，无法回答经济的发展是否具有潜力，能否可持续等问题。因此，学术界在不断寻求更完善的指标，相继推出了绿色GDP、人类发展指数、真实储蓄（GenuineSavings）等新的指标，但这些指标亦都不够成熟，因此，在实践中几乎没有被采用过。
　　我国在这方面的意识和行动均不落后。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原先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后转为国民账户系统（SNA），由于意识到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进而于2006年正式发布过国家层面的绿色GDP报告。但绿色GDP毕竟不是成熟的指标，在核算方面存在太多主观因素，因此，中国的绿色GDP报告因难以为继而被无限期推迟。加拿大近来也声称要改造其国民账户系统，推出6个关键性指标，GDP成为其中之一，这样做至少“稀释”了GDP的作用。但纵观全球，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各种指标中，GDP指标至今仍然占据着最核心的地位。
　　那么应如何科学严谨地衡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事实上，早在1995年，世界银行就推出过一个指标体系，但仍然以GDP为核心，因此也就没有对各国政策制定者产生真正的影响。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基于阿马蒂亚森的思想而推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所侧重的也仅仅是人均GDP、人均寿命和教育，完全忽略资源环境因素，因而也是不全面的。
　　而现在UNEP推出的IW是内涵更加丰富的指标。IW的基本思想最早由经济学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所倡导，他与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其中特别包括诺奖呼声很高的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帕撒达斯古普塔）和生态学家经过多年研究，最终于2004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此后，达斯古普塔又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包括Theideaof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Sci（2007）2：511，更清晰地阐明了IW这一概念并以此衡量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
　　按照达斯古普塔的说法，引入IW的动机就是为了描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而所谓可持续发展，以最常被引用的布伦特兰夫人的定义，就是“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之能力的发展模式”。达斯古普塔说，这一定义的精神实质等价于以下定义：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生产力基础（productivebase）不萎缩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生产力基础包括资本资产和制度，其中资本资产可分为三类：1。人力资本（健康、受教育程度、技能等）；2。生产资本（机械设备、厂房、铁路以及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等）；3。自然资本（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等）；而制度包括文化、法律法规、社会建制、社会网络等（亦有人称制度为社会资本）。所谓IW就是社会全部资本资产的价值之总和，而任何一段时期内的期末与期初的IW之差称为该期的投资总值（InclusiveInvestment）。
　　如果说达斯古普塔眼中的所谓生产力基础生产出的既有物质产品也有精神产品，那么，生产力基础可以更进一步地被浓缩为由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人类精神创造之总和）所构成。人类代代传承的既有自然环境也有人类创造出的全部文明成果。如果一代人的生存对自然环境有所损害，但只要创造的文明可以补偿这类损害，那么此社会还是可持续的，反之则不可持续。我们这一说法的精神实质，与达斯古普塔的看法完全一致。
　　关于IW，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两点：一是所有资本资产的价值皆以使用方便的会计价格来计量，即皆被货币化；二是IW不但囊括了全部资本资产，它还包含了对后代人利益的考虑，这主要体现在对自然资本价值的计算上。
　　如何货币化各类资本的价值则需要更细致的工作。社会资本某种意义上说体现的是社会软实力。丰厚的文化积淀培育出的道德情操，良好的社会氛围，运行通畅的社会网络，以及健全完备的制度，可以使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减少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但是社会资本的价值最难确切度量。达斯古普塔干脆把这一软实力直接浓缩为TFP（全要素生产力），而TFP则可以采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现成方法，由宏观经济数据估计得到。我们认为这一做法太过简单，有继续改进的空间。比如可以加上由各类社会组织提供的无偿劳动，其劳动成果可以参照市场上的相应成果给予定价。
　　人力资本价值估计的探讨空间
　　人造资本的价值就是它们在各年的投资总额之和减去折旧。这一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早已有成熟的处理。
　　而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价值估计要困难得多，这也是阿罗和达斯古普塔工作的重点。达斯古普塔批评此前世界银行的研究者，在讨论所谓真实投资时人力资本的价值简单地归结为教育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达斯古普塔认为健康的价值是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健康的价值如何判断？如何货币化？这其实也是健康经济学中的核心课题。健康来自哪里？除先天因素外，健康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而金钱方面的投入包括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保健投入和个人的医疗卫生保健投入。达斯古普塔似乎就是采用这类总投入来度量健康的价值的。这一点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而我们认为，健康的经济价值更应当是（在智力技能等因素同等条件下）健康的人与非健康的人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之差。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非健康的人不工作。那么，这个价值之差就可以看成是健康的人的工资收入。另外一个可用做替代的量是人们投保的健康保险的保险金，这一点在保险业发达的国家适用。而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或许采用工资收入减去公共与私人医疗卫生费用来度量健康的价值更正当。很显然，采用“投入”还是“产出”或是“投入产出差即净产出”来度量健康的价值，其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关于这一点，给学者们留下了巨大的可继续探讨的空间。
　　影子价格刻画自然资源价值
　　关于自然资本的价值，可以说既包括其正价值也包括其负价值。所谓正价值来源于其存在以及被利用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所谓负价值来源于其被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福利的降低，即对环境的破坏，如污染等。
　　也许有人认为，以市场价格来确定自然资本的价值是最便当的方法，因为市场价格传递出自然资本的稀缺性，进而可以调节人们的行为，最终可使得自然资本得到有效的配置。但是，这一看法有很大的问题。
　　首要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市场。我们认为，市场是一种机制，基于此机制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与他人交换各自的所有。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市场存在有三个基本前提：一、人们之间必须具有有效沟通交流的机会，至少包括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可接近性；二、明晰的产权，既然是交换各自的所有，那么首先要在法律上界定清晰什么才是你的“所有”，你不能拿着别人的“所有”去交换；三、交换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非被迫（当然，这一条的要求并没有那么严格，因为有些时候，交换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也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是被迫的，但我们也说，此种情形下市场是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到，关于自然资本，市场可能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达斯古普塔给了几个典型例子。比如一条河流，上游的森林被滥砍乱伐，致使下游的农业和渔业都受到严重影响，但由于空间上的超远距离，使得处于上下游的人们之间沟通成本几近无穷大而成为不可能，进而导致关于森林和河水使用权的交换市场是不存在的；再比如，从道义上讲，地球的自然资源应当属于人类的各代人所有，但是由于后代人无法穿越时空来与我们谈判，进而使得自然资源在各代人之间进行配置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又比如，有些自然资源由于有着天然的流动性（如大气和天然水体包括海洋），使其产权界定成为不可能，因此，关于这类资源的市场也是不存在的；还比如，有些资源即使有产权但产权界定模糊不受完全的保护（如红树林以及其中的所有生物和无机物环境构成的湿地生态系统，珊瑚礁等），关于这类资源的市场也是不存在的。而有些情形下，市场即使存在，也会失灵。比如，在某些地区，居住权的交换市场可能是存在的，但由于此地森林的滥砍乱伐，使得一些居民不得不移居他乡，所得到的补偿非常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居住权的放弃是被迫而非出于自愿的。更典型的例子就是污染，它是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本时负外部性的体现。这类负外部性的存在，使得自然资本利用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进而使得自然资本价格被低估，而引起过高的需求，从而引发自然资本的过度开采。
　　总之，采用市场价格来确定自然资本的价值是不恰当的，必须寻求其他途径来刻画自然资本的价值。在这方面，阿罗、达斯古普塔采用所谓的影子价格来刻画其价值。更具体地，就是任何一种自然资本，其价值等于其影子价格乘以其储量。而一种自然资本的影子价格就是它对社会福利的边际贡献率，它才是对自然资本稀缺性的恰当度量，被资源环境经济学家们称为自然资本的“真实价格”。但是，问题在于对这一影子价格的估计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判断因素，无论采用何种具体方法来估计皆是如此。这是采用影子价格方法来估计自然资本价值的最关键之处，但又并不完全可信的一点。
　　什么成就了中国高人均生产力
　　达斯古普塔基于上述思想采用世界银行的数据估算了8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19702000年30年间的IW的增量即投资总值的发展变化情况，以及其他几个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这8个国家和地区为：美国，英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南部非洲。在这8个国家和地区中，英美属于发达国家，南部非洲属于最贫穷地区，其余皆属于“非赤贫级”的发展中国家。
　　从达斯古普塔的估算中可以看出，在这30年间，各个国家和地区的HDI每年皆有所改进，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多在1到3之间，而中国是7。8，南部非洲是0。1。这30年间年均投资总值占GDP的份额多在7。1到9。5之间，而尼泊尔为13。3，中国则为22。7，南部非洲为2。1。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多在2。0到2。7之间，而中国为1。4，美国为1。1，英国为0。2。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人均生产力基础，在这30年间年均增长率相对于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而言大多大幅度下降，多为不超过1，特别是巴基斯坦，为0。7。而中国与人均GDP增长率同为7。8，只有英国相对于人均GDP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微弱上升，为2。4，而南部非洲为2。9。
　　由达斯古普塔的测算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南部非洲表现得最为悲惨，其人均生产力基础在逐步萎缩，而英美以12的速度在稳步扩张。由此描绘的世界景象令人惊叹，富国愈益富裕，穷国则愈益穷困。其中特别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的表现，并不像2006年中国政府判断的我国绿色GDP的增长率极低。按照达斯古普塔给出的估计，则是人均生产力基础正以和人均GDP相同的年均7。8的速度迅速扩张。这的确可令国人感到鼓舞。
　　我们认为，中国能够得到达斯古普塔如此高的评价，最突出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实行计划生育，主动控制人口；二是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大力发展人工林。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人口增长率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居于最低位。事实上，在达斯古普塔的解释中，作为对比，他考察了巴基斯坦，其年均投资总值占GDP的比例为8。8，在所有上述国家和地区中是较高的，而其TF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也皆为正，但由于其人口增长过快，年均增长率为2。7，最终导致其人均生产力基础年均增长率变为负值。而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大力发展人工林等举措的实施已经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面积人工林的拥有国，这是当代中国造福于后代的最显著的成绩之一。
　　中国的环境代价比多数国家严重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我国的发展也同时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这其中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是代价之一。关于这一点，在达斯古普塔的测算中被低估了。在他对污染的影子价格的测算中，他批评此前世界银行的研究者们给出的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的20美元吨的价格是过低了，但是，在达斯古普塔自己的估算中，他采用的仍然是这一估值。他说过，如果把20美元吨调高到50美元吨，那么，所有国家的生产力基础的增长率评估都将降低，只是他没有进一步更具体地给出这样的估算。在近年来的发展中，中国遭遇到的环境代价比多数国家更为严重，可以想象，若将污染的影子价格调高到更恰当水平，中国的发展就未必显得那么鹤立鸡群了。
　　在UNEP和IHDP推出的IWR（《包容性财富报告》）中所运用的测算方法，正是基于上述的达斯古普塔等学者的思想。关于IWR，其中更具体的细节，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探讨。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朱非；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讲师张磊；北京大学教授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