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印度根本超不过中国？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几乎同时发生。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印度也开始改变自己的计划经济模式；1990年代初，中国加快了市场化的改革步伐，印度也差不多在同时启动自己的改革开放。
　　由于相近的大国规模和类似的经济发展速度，印度在经济上赶超中国，便成了近年来在国内外被再三提起的一个话题。但是，中国人心里想的是欧美，想的是从经济和制度上都赶上欧美，再说，有不少中国人其实是看不起印度的。只是最近几年，中国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印度赶超中国的话题就又开始升温。而且，印度在软件行业、资本市场、公费医疗等方面确实有值得一提之处，“宁可信其有”的心理就随着情绪而出现了。
　　不过，愿望和情绪是一回事，事实及可能性则是另一回事。“印度赶超中国”会不会“只有光而没有热”呢？其实，话题本身是有模糊之处的，例如，说“经济上赶超”，这指的是总量GDP还是人均GDP呢？是GDP的总体规模还是GDP的增长速度呢？GDP之外的购买力平价又怎么样呢？还有，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时，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经济效率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还是应该强调财产权利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呢？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代价又如何算呢？当然，最重要的是，如果印度不行，中国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危机而更不行呢？下面我们一步步来分析。
　　1，数字的对比
　　当我们考虑“总量GDP还是人均GDP”时，人口的因素就进入了“印度赶超中国”问题的视野。最近又有西方经济机构预测，在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后，印度可能在2050年赶上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因素在中国经济赶超美国时没有成为障碍，但当中国的总量GDP超过美国时，中国的人均GDP却将远远地落后于美国。而在中印对比时，人口因素却会对印度的总量GDP和人均GDP超越中国有较大影响。从现在到2050年还有不到4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过去40年（1970年到2010年）的中印情况对比。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进行计算（unstats。un。org），按可变美元价格来分析，中国对印度的GDP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49，1980年的166，1990年的124，上升到2000年的255，2010年的333；就是说，40年内中国从总量GDP1倍多于印度，发展到3倍多于印度。相应地，中国对印度的人均GDP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03，1980年的120，1990年的96，上升到2000年的216，2010年的310；也就是说，40年内中国从人均GDP大约等于印度，发展到3倍多于印度。
　　很清楚，同样在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增长都大大优于印度，即便考虑了通货膨胀及汇率因素之后也如此（用不变美元计算时1970年代的中国经济规模会小于印度，但2010年中国还是3倍多于印度；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时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还是2倍多于印度）。
　　与此同时，按照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中国对印度的人口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44（8亿比5。5亿），下降到1980年的138（9。6亿比7亿），1990的129（11。2亿比8。7亿），2000的118（12。5亿比10。5亿），2010的108（13。2亿比12。2亿）。也就是说，40年内中国人口增加了5。2亿，印度的人口却增加了6。7亿。而且，印度人口的增加，不仅没有使印度保持经济规模大于中国，反而是使印度经济在总量和人均上的落后都在持续扩大。
　　2，人口问题
　　过去40年如此这般，未来的40年印度又能拿什么超越中国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干活的人少了，被扶养的人多了，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美国、日本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无不和人口的增长和结构息息相关”（薛涌：“印度超越中国是迟早的事”，《中国经济网》，20101028）。这个观点企图证明，中国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将使印度获得比较优势。
　　可是，从过去40年的数据看，这个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过去的40年里，印度也一直在从人口增加比中国更快中获得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可这个好处并没有使印度变得更好，反而是在相对优势上变得更坏。而未来人口结构的更大好处，面临的将是更大的人口总量的压力。在人口总量压力还没那么大的过去40年里，印度经济对中国的相对落后尚且在持续扩大，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印度在未来40年会突发奇迹呢？
　　按联合国的估计，印度的人口可能会在2030年前后，就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属的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称，如果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水平，到本世纪末，印度人口将可能达到中国的两倍，世界人口也将突破100亿。这是非常可怕的预测。
　　按照印度联合健康部的说法，印度2045年实现人口稳定在14。5亿的目标已经无望，现在只能争取在2060年将人口稳定在16。5亿左右。“除非暴增的人口得到控制，否则的话，教育、医疗、食品、住宅、干净饮用水、保健卫生及清洁环境都无从谈起”（“印媒称2045年印度人口难稳定”，《环球网》，20110112），更不必提经济的更快发展。
　　在过去的40年里，由于印度经济从有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持续地转向了不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服务业，印度的就业问题一直比较严重。随着人口的继续上升，印度要考虑的恐怕就不是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而是人口结构年轻化所带来的更大就业压力。所以，印度政府现在更操心的，与其说是解决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还不如说是如何更好地将避孕用品送货上门，并以相当于成本10的价格卖出，甚至干脆白送。
　　人多力量大的谬论，我们中国人早就领教过了。人口拥挤是突发事件、社会危机甚至是国际冲突的温床。实际上，人口问题还是考验制度能力的大事，因为计划生育会损害人权，不计划生育也会损害人权。关键之处是，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是明的，不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是暗的。所谓暗的，就是经济学里讲的“负外部性”，它是一种无代价和附带性的资源损耗。就像空气污染，排污时无代价，污染是生产或消费的附带行为，结果损害的是环境。
　　人口的量度是个难题，太少了不行，太多了就变成类似于污染的相互影响和干扰。突破人口总量的临界点，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就会递减。可麻烦的是，具体的个人不是平均意义上的个人，谁也无法事先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个人的平等权就这样导致了大量“负贡献人口”的出生。现在印度的问题，本质上是以对人权的暗损害去替代对人权的明损害。人权通过“负外部性”而被损害，这就是我提出过的“民主公地悲剧”的观点。除了印度的人口问题外，西方的赤字公债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民主公地悲剧论”是一种实证的历史哲学而不是一种规范的政治哲学，“民主公地悲剧论”不是在反民主，而是在描述民主的历史结果（见方绍伟：“产权国家论”上篇，《领导者》2010年4月号）。
　　由于人口结构和个人权利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是到了适当调整的时候了，但是，印度的“人口公地悲剧”必定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3，发展的原因
　　在人口问题之外，也有别的“印度赶超论者”，从其他方面去分析印度的优势。华人学者黄亚生先生就认为，印度在法治、司法独立、资本市场、企业家精神、市场竞争、产权保护等方面都优于中国（见黄亚生2003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印度能超过中国吗？”及2012年3月9日《财经网》的“中国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国”两文）。不过，印度的腐败也超过了中国。按“透明国际”公布的过去10年（20022011年）的“廉洁指数”（“贪腐印象指数”）：中国大陆的“廉洁指数”是3。23。6，印度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是2。73。5，印度的廉洁低值和高值都比中国大陆差。
　　即便认为印度与中国的腐败一样糟，中国在基础设施、侨资外资、高储蓄率、教育水平、政府效率等方面却优于印度。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印度的上述优势，能够如黄亚生所说的那样使印度实现赶超，那么，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偏偏没有发生呢？在黄亚生2003年文章之后的近10年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呢？而且，为什么实际的结果偏偏是印度的落后还在持续扩大呢？
　　黄亚生认为，中国是“自上而下型发展”，印度是“自下而上型发展”；中国依靠外资，印度依靠内资；印度超越中国的前景，可以从依靠私营经济的浙江超越依靠外资经济的江苏的类比中看到。可正是在这里，黄亚生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道理很简单，浙江和江苏在制度背景上的“强政府推动”因素是根本不能被抽象掉的，而“强政府推动”恰恰是印度“自下而上型发展”的不足。也就是说，只有浙江以中国的制度为背景、江苏以印度的制度为背景，整个类比才能成立。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依靠外资还是依靠内资，而在于对经济发展原因的总体理解。
　　简单地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该国的“相对投入变动”、“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见方绍伟：“产权国家论”下篇，《领导者》2010年10月号）。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之所以能扩大对印度的经济优势，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法治和市场竞争上的单项劣势，被这个“三大相对变动”上的总体优势所超过，而“强政府推动”的因素，碰巧也反映了中印两国在“政治文化传统”上的差别。黄亚生把“中国模式”比附于“拉美模式”也表明，他似乎漏读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惯性和新变动，从经济上而不是从政治上去把握“中国模式”，也正好是他误读“中国模式”本质和经济发展原因的缘由。
　　当然，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一个总量GDP和人均GDP的实证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财产权利、经济效益和平等分配等规范问题，并且也会涉及到这些规范问题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问题。因此，中印两国的经济比较，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中国“平衡三大相对变动及相关规范问题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第二，印度“平衡已有优势及人口规模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
　　中国在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上的挑战显然是巨大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印度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靠突发奇迹而在经济上超过中国。民主的印度之所以还那么腐败，那仅仅是因为文化规则决定了制度的运行，印度的种性制度甚至影响了民主制度的运行绩效；印度经济的总体绩效差，正是因为政府的执行力是制度文化决定的。
　　4，问题在中国
　　中印之间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政府执行力弱的印度存在运行绩效问题，政府执行力强的中国则存在公民权利问题。谁超过谁只是个数字问题，关键还在于现实的感受，而不同的中国人对会不会落后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经济上未来40年印度确实很难超过中国，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还年持续多久呢？
　　在我看来，预测印度经济在2050年赶上中国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中国问题而不是一个印度问题，“印度赶超中国”与印度无关，而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是否会陷入危机有关。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两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基本保持不变，那么未来40年印度经济确实根本不可能超过中国，而如果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概率高于印度，那么未来40年印度经济随时都可能超过中国。
　　按照这个观点，过去40年的情况说明不了未来40年的情况，一切取决于人们对两国政治经济危机的估计。由于印度有相对更稳定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显然同时就有更高的政治经济危机风险。依照“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我们确实可以结束一切中印对比的具体分析，确实可以结束一切关于印度如何不行的分析，从而把目光仅仅放到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风险和后果上。
　　分析至此，不管未来的结果是否完全相反，当下中国社会的疯狂状态，正在表明中国人对未来毫无信心。争论可以是“权威之乱还是民主之乱”，但贪污腐败、裸官奸商、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无一不是在表述着中国人“对未来大打折扣”。抢钱已经不是常规，抢大钱甚至也已经不是常规，抢大的快钱才是惯例。
　　印度也好，欧美也罢，问题还是在中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