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诸观点述评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总结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概念，以警惕那些人均GDP突破低收入陷阱以后，长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人均GDP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自2007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于正处于发展陷阱的拉美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口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与投资需求不振以及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的三种看法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如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将“中等收入陷阱”明确定义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其实是形象地描述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是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不断减少等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导致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
　　第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关于经济发展问题。有学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经济发展仍然过分依赖外在因素，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因此停滞徘徊。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结合外部环境（如贸易环境）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已。学者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含义之一是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引起社会动荡，造成经济发展停滞、长期徘徊不前。
　　第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含糊不清，如世界银行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对于哪些原因造成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停滞时经常使用“可能”的字眼。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是人们对于“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其实，任何国家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学者指出，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积聚能量。
　　关于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观点分歧
　　有鉴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一些学者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出发，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进行了讨论。由于视角不同，学者们的意见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1。社会建设滞后论。这种观点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建设滞后。许多现在正苦苦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国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以及亚洲的马来西亚等国，它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建设的滞后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最近，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滞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夹心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2。转型失败论。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政治转型的失败都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以及消费者需求结构的转变，实现升级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国民收入的中产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失败将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无法实现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所谓的民主政治转型则是指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始于威权政府阶段，而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后，国民利益诉求比较强烈，由于没有及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导致“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会出现“民主乱象”，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3。社会流动性不足论。这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于社会流动性不足。学者认为，决定一国GDP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并且社会流动性比其他任何结构性变量如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学者认为，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4。发展模式缺陷论。这种观点认为，一些在突破低收入陷阱时成功的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学者通过对超越“贫困陷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后续经济发展中的“锁定”机制的分析认为，从经济“起飞”到实现早期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增加资本投资，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如果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继续依靠资本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还有学者则从“比较优势理论的困境”这一角度证明了这种发展模式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主要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经济，如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禀赋搞进口替代和加强出口等。但是这样将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核心技术多为国外发达国家掌控，成为技术的追随者；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出现木桶效应，整体竞争力难以提升，抑制产业升级换代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发展中国家将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关于中国是否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
　　对于中国是否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学界也有较大的争论。
　　1。中国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是“现代化陷阱”，如果按照“中等收入陷阱”来对我国的改革开出药方，其结果肯定是在“现代化陷阱”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无法自拔。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具备一些深陷陷阱中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一定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观点首先认可“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和艰巨挑战，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也能顺利跨越这一陷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中等收入陷阱”日益迫近中国，但是“中国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社会主义优势”。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时候，中国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有的三个有利条件，即独立自主的国家决策能力、国家领导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以及相关问题的高度重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将最终一定会使得中国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2。中国很难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与上面的观点相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最终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掉进这一陷阱。学者认为，由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迄今为止收效甚微，以及三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经济增长导向，都将导致中国很难规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学者意识到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将会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如高储蓄率趋于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诸多挑战，使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得极其困难，因而中国非常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去。
　　3。无法确定中国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一种关于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则没有明确表示出中国是否会最终跌入该陷阱，只是就可能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有学者指出，收入分配不均是导致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但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虽然当前基尼系数已经较高，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并未伤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换句话说，现在还不能判断中国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学者同时也指出，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是中国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必修功课。
　　还有学者认为，历史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和经济发展体制的改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文化相似、国情、区情相近，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尤为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学者并没有明确判断中国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通过对这些典型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验的总结，得出了四条基本启示：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二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干预相结合；三是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方向；四是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通过这些途径，中国就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