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飞：中国“三大模式”的创新与未来

　　自从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来以来，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著称的“苏南模式”，以个私经济蓬勃兴起而闻名的“温州模式”，以及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珠江模式”。30多年来，这三大模式不断变化，在工业化、国际化与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各有创新与发展，同时又相互融合、趋同现象显著。这三大模式发源地，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成为中国经济最强的增长极。这三大模式，是“北京共识”和“中国经验”的最好注释，是“中国模式”内部多样性的生动表现。
　　一、苏南模式
　　上世纪7080年代初期，无锡、苏州、常州地区，是苏南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考察，听说由于发展农村工业，改革开放五年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他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这是从实践上高度肯定发展农村工业对于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作用。1984年，费孝通教授用“苏南模式”概括苏南地区发展经济的路子，开始从理论上研究发展农村工业的普遍意义。
　　江苏无锡县、江阴县、武进县、常熟县等，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苏南模式”是围绕这一核心发展起来的。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成为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由于苏南乡镇工业快速发展，18841988年江苏工业产值年增长分别达到44。76、66。88、28。98、38。45、42。43。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苏南模式”兴起的动因是什么？首先，发展乡镇工业的动力来自农村内部。“苏南模式”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农村要办乡镇工业的深层次原因，是当时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家庭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显然，就地办工业，是农民自己找到的一条“活路”。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费孝通教授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旗帜鲜明地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
　　苏南地区发展乡镇工业的实践，开创了我国特有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认为：“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
　　农村办工业、集体经济为主、政府推动，是人们强调较多的“苏南模式”初期的重要特征。对于苏南乡镇工业为什么最初大多以集体企业形式出现，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思想保守”、“模式终结的原因”。这是缺乏正确历史观的看法。
　　苏南农村集体的农业原始积累，已经达到传统行业中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本预付规模。苏南以集体积累孕育起来的乡镇企业，必然是集体所有制，可以把它称之为“社区共有制”。同时，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于兴办集体所有制企业比较容易接受。因而，“村村点火，队队冒烟”，乡镇企业在苏南大地上率先发展了起来。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都缺少经费搞建设与福利项目，不办工业地方财力过弱。他们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将能人和社区资本结合起来，依靠“政府信用”从银行取得贷款；没有计划指标，他们就带领农民找市场、造市场，冲破计划经济的层层障碍，自找门路解决原材料短缺等问题。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以后，不仅增加了农民务工经商的就业机会与收入，乡镇政府还可以利用乡镇企业的部分利润，增加行政、教育与福利经费，承担一些政府与社会的职能。
　　“苏南模式”的实质，是一种新的工业化模式。西方传统工业化的道路，是“城市工业，农村农业”。农村不仅搞农业，也发展工业，这是出现在苏南地区的一种新生事物。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办工业是加速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重要途径。正如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
　　90年代以来，“苏南模式”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一是买方市场的出现，使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压力加大；二是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使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的活力减弱。苏南地区的对策思路与实践，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动力提升乡镇企业竞争力。乡镇企业第一步产权制度改革，是兴办合资企业，通过利用外资加快自身发展。吸取浦东开放开发的启示，江苏与新加坡共建苏州工业园区，大力发展苏州、无锡、常州等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自费建设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出现了令人称羡的实际利用外资的“苏南速度与规模”。乡镇企业大规模利用外资，进一步打开了国际市场，提高了整体素质，加快了向现代企业转变的步伐。
　　乡镇企业第二步产权制度改革，是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与转让。1999年，苏南地区的中小乡镇企业全面完成了改制，2000年大中型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并组建了一批乡镇企业集团。一些村办小厂发展起来的集团公司，主动与跨国公司实行成熟技术、先进技术的动态合作，走到了国际科技前沿。一些集团公司重视自主开发，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苏南乡镇企业通过二次创业，增强了企业内部发展动力，自主经营、自主约束的运行机制初步建立，整体上实现了自我突破与超越，再创辉煌。以资本经营闻名全国的“江阴板块”，逐步发展到22家上市公司，在境内外募集巨额资金，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同时，苏南模式发生了全面的创新，个体私营经济大发展。2004年6月，苏州民营经济注册资本达到1150亿元，是温州的2。4倍。从而，形成个人、社会法人、外商等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新格局。相应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90年，江苏省流动人口130万人，其中省外流入52万人，省内流动78万人；2005年，江苏省流动人口1532万人，其中省外流入422万人，省内流动1110万人。苏南地区吸纳的流动人口在全省最多。外来务工人员80左右集中在苏南地区；经商人员60左右集中在苏南地区，15以上在苏中地区，20以上在苏北地区；服务人员65左右集中在苏州、南京与无锡等苏南三市。
　　苏南区域经济本身，处于不断开拓与发展过程之中，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发展的典范之一，无疑“做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实践。而“写模式”却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苏南模式”经常被拿来同“温州模式”比较，先是“扬苏抑温”，后又“扬温抑苏”。其实，从集体办厂到民营经济、从乡镇企业到中外合资、从粗放加工到高新产业、代价过大到重视绿色GDP，“苏南模式”并不是一个静止与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一直在创新与发展。近年来，苏南开展铁腕治污、生态修复活动，建设生态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自觉性与热情。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继“苏南模式”之后，被理论界热议的又一个区域经济模式。1986年，费孝通教授在温州调查时，提出了“温州模式”。他发现，温州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22万，其中经商的约10万。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温州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与世界的流通网络。
　　费孝通教授曾经三访温州，先后在《瞭望》发表了三篇文章。在第一篇《温州行》中，他首次把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并指出，从这一特点看，“温州模式”已超过了区域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在这里，“小商品大市场”是对温州产品结构和商品流通方式最形象直观的概括，而“以商带工”则是对温州经济发展中用市场化带动工业化的高度提炼。
　　“温州模式”被关注的原因，主要是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在温州地区，主要依靠农民家庭积累发展家庭工业，依靠农民个人头脑发展中介服务。通过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收益积累的过程，实现农村工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温州模式”的重要特征。
　　“温州模式”其实也是一种“被逼出来”的模式，在发展初期既无政策扶植，又无外资投入，国有经济又少，国家的补贴也相应较少，温州就是在基于生存的基础下发展起来的。费孝通教授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温州模式的特征，而区别于苏南模式的“社区所有制”。他认为：“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胚于传统模式的。”有人认为，正是这一特征，最终导致民营经济空前的活跃。在中共“十五大”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温州模式”彻底摆脱了限制甚至压制其发展的种种观念与政治桎梏，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合法地位。
　　温州人经济是“温州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在全世界各地利用资源，又向全国与世界各地输送资源和产品。在海外与省外，先出去的温州人在自己立足后，往往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带出去，用各种方式帮助新来的温州人创业。他们合作创业形成的“温州店”、“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城”、“温州团”，遍布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近几年来，温州市约有1000家企业到上海建立总部或研发中心，以上海为平台，建立人才、技术、信息上的优势。其中，整体搬迁到上海的企业约有500多家，温州流到外地办厂、置业、买房等资金约1000亿元。温州大量民间资本存量还用于“炒房”、“炒煤”，四处寻找创业增值机会。温州人敢冒风险、勇于创业，几乎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目前，侨居在世界上81个国家与地区的温州人有50多万，在法国巴黎的温州人已达十多万。这种跨区域、跨国流动的特点，为人们思考未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在全球的生存战略，都带来了有益的启发。
　　目前，温州民营企业的数量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8。8；民营企业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分别占全市的90和92；民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占全市职工总数的80左右。著名农村经济专家杜润生曾经指出：“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苏南地区实施“三外（外资、外贸、外经）齐上、以外养内”的战略，苏南的工业化模式开始发展成为“新苏南模式”。主要依靠内源性民间投资驱动的“温州模式”，也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在产业方面，自主开发能力弱，以仿制为主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低层次竞争，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以小商品为主的产品结构，在世界强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投资主要集中在回收期较短、风险相对小的传统制造业，技术主要局限于低技术行业，造成了温州的产业结构水平总体较低；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中，温州许多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面临市场萎缩的风险。在经营方面，分散的民营企业难以通过重组、兼并、合并以及股份制改造等形式迅速扩张；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家庭管理模式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弊端日益凸显；国际上针对温州产品的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事件，有所加剧；一些民营企业生产假冒伪劣的商品等。这些局限性阻碍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008年3月底，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温州制造，面临危机？”专题节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采访中表示：“温州共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可能有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节目播出后，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温州有关部门迅速做出反应，着手开展2008年一季度全市行业发展情况调研。这次调研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以各重点乡镇为单位，倒闭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最高为12，最低5。2007年温州有超过20的打火机企业没有销售记录。近年来，打火机行业企业数量以每年30的速度递减，目前已从一年前的六百家左右锐减到现在的不到一百家。近几年来，从打火机到制鞋，大批传统行业的民营企业关闭转产或者转移，令人震撼。目前，温州市不少中小企业确实面临危机。
　　温州经济的发展是沿用原来的模式，还是推倒重来，又成为学界与媒体的争论焦点。其实，这两种方式都不可取。温州人传承重商勤奋的传统，敢想、敢闯，敢为天下先，在全国全球建立起广泛的地缘人脉网络，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草根力量，拥有大量财富增长的故事。“温州模式”不是静止的，它正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为了进一步增强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温州提出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发展战略。重点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民营企业的成本优势，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避免反倾销的发生。同时，引入先进的财务管理理念，民营企业开始从事以扩大企业规模为目的的融资活动。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促使民营企业由家族式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实现经营权和管理权分离。从而，打造了温州经济“内源拉动”和“外源拉动”相结合的“双引擎”发展机制，把温州区域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打工卖货到当老板、从上外地挣钱到外地办企业、从家族工业到中外企业并存、从产业低端转向产业中高端，是“温州模式”的新发展与前景。
　　在温州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群。因此，不是要把本土的中小企业挤走，换成外国的大企业，而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把重点放在发展壮大本土企业上。政府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给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动力和能力，规范与发展民间金融，活跃资本市场，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有能力实现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继续发展和提高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加快发展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扶持有条件的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创造“温州模式”新的活力。
　　三、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外向型经济起源于“珠江模式”，其内涵为是发挥紧靠港澳和与海外联系紧密的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引进外资企业，加快工业化进程。珠三角毗邻港澳，全区有华侨250多万人，港澳同胞278万人。丰富的社会关系资源，为吸收外来资金、技术、设备与信息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珠三角借助这一资源优势首先发展“三来一补”企业，香港工业快速扩散与转移到珠三角，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的工业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以说是主体也部分在外，利润主要部分也是要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11）
　　“珠江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外向型，依托香港等大都市的产业辐射、侨胞资金与世界市场发展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化纤布开始流行，靠近香港的南海方便进口，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来买布料，就形成了纺织专业市场。80年代末，国内铝材需求旺盛，深圳人就近从香港进口，导致铝材专业市场的兴起。90年代初，全国出现基建热，南海的制陶业趁机得到大发展。东莞民营经济通过承接香港制造业的转移，为外商做产业配套，发展成为香港、深圳同广州之间的经济走廊。
　　“珠江模式”逐渐从农村经济模式不断向更广泛市场联系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拓展。广东先行一步的特殊优惠政策环境，使港澳资本连同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管理等，借两地落差形成的势能，大规模地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并吸引外国资本进入珠三角。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三来一补”企业向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方向演变。一些外商购买厂房和土地的使用权，一些新来的外商干脆自己对土地和厂房进行投资，企业向独资方向发展；民营企业在原有土地、厂房投资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投资，折成股份后吸引外商投资，将原“三来一补”企业改为合资企业。
　　近10多年来，香港产业第二次向以广东为主的周边地区转移，给珠三角农村地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开始以“三来一补”企业，后来以“三资企业”为载体，珠三角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建设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带，成绩显著。同时，“珠江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近，在互联网上搜索“珠三角模式”，“珠三角制造困局”、“珠三角模式危机”等字眼频繁出现。这里所说的只是珠三角“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产业，而不是“珠三角模式”的全部。珠三角至少拥有四种以上的独特发展模式，分别为东莞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深圳模式。
　　外界对珠三角模式的质疑，其实大多针对的是“东莞模式”由东莞提供土地与建成的标准厂房；由四川、湖南等内地提供廉价劳动力；由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外科手术式植入、外资主导、原材料与市场两头在外，有人称之为“三外模式”。“南海模式”是本土生成型民营经济，由本地农民从贸易做起，赚到第一桶金以后，立即从贸易向工业制造领域进军，并逐步开展工业技术研发、提升其产业档次，提高市场竞争力。“顺德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利用有农机工业和缫丝工业的基础，大办乡镇工业；90年代的改革使顺德转型为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地区。
　　深圳特区则走出了一条“贸工技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特区开始由贸易转向大规模投资工业，90年代中期提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计划，产业重心由工业向科技产业升级，原有的加工贸易业向关外地区迁移。近几年来，深圳开始第三次产业转型，在原有工业、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上，产业重心开始向高端服务业转移，出现了一些民营创新科技企业群体。在深圳，90以上的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才在企业、90以上的专利在企业，形成了具有活力的自主创新方式。
　　“珠江模式”面临的新挑战，是产业发展规律的约束。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都会经历一个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转变的过程。后发地区接受落后产业转移的结果，既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又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与“阵痛”，也包括带来了劳工利益保护不足等社会代价。去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加剧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珠三角产业的严峻程度，面临双“边缘化”和“两个难以为继”，即靠大量消耗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制造业在全球的分工格局中继续处于低端已经难以为继。（12）产业转型的目标，是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逐步迁走；加工贸易企业经营业务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转变；经营方式从OEM（贴牌加工）向ODM（委托设计生产）再到OBM（自由品牌营销）转变；经营路径从加工制造环节向营销服务环节转变；实现产品和产业升级，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珠江模式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偏高。多数加工企业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原材料，为外方加工产品，再出口到海外，研发与销售环节掌握在外商手上，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民营（中小）企业只能从中赚取较少的加工费。大量民营企业挤在狭小的行业与加工制造低端，难以承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内部容易陷入恶性竞争的循环之中，对外则缺乏竞争力。
　　同时，在珠三角劳动力成本普涨的现实背景下，产业升级成为产业“突围”的必要路径。台湾投资企业受制于台湾当局关于技术转移的系列政策限制，一直不愿将产品研发内迁，在珠三角即使有少量研发部门，也是属于基础研发性质，而非产品研发。随着近年内地成本优势的减弱，将研发中心迁至内地靠近生产工厂，提升产品附加值，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美国利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领域中的创新优势，处于国际分工的顶端，主要从事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日本和西欧国家则发挥其在应用技术领域中的优势，主要从事一般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目前广东的产业价值链大部分仍然主要位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即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因此，珠三角企业要想实现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就必须向上下游拓展，上游是从零部件、材料、设计到研发，下游是从销售、传播、网络到品牌，从而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加大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力度，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品牌，提高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当前“珠江模式”创新的重要任务。可见，一个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业价值链分工更加合理、经济发展方式更加科学的新“珠三角模式”，正在政府与民众的积极探索中诞生。
　　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37页。
　　宋林飞：《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7、49、282、541542页。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费孝通：《温州行》，《瞭望》1986年第2022期。
　　（11）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95页。
　　（12）《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