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平：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始终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并扮演着风向标、示范区等角色。2004年春，总书记胡锦涛考察苏南，首次对一个地方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出了全面系统性的阐述。2008年江苏“两会”期间，原省委书记陈焕友曾与笔者聊起苏南，他认为，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所描绘的“下个世纪中叶”的宏伟蓝图，将在苏南地区提前30年左右率先实现。
　　决策层和管理层对苏南模式的再次高度重视，始自金融危机。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央常委级领导多人多次调研苏南地区，对其在危机期间始终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高度赞赏，对其出台的诸多刺激和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给予了极高评价。到2011年12月，随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苏州，更是提出了苏南大区域的谋划。
　　从学术的角度，可以对苏南模式进行诸多的归纳和总结。如果考察江苏省统计局30年来的主要指标数据可以看出，苏南模式最大的特点便是在30多年的历史中，这一地区始终保持着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其间没有出现过较大的波动，呈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特点。
　　不可否认的是，自费孝通先生1983年首次提出“苏南模式”一词以来，其本身也经历着诸多衍变和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断被扩宽并赋予新的含义这如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一样。甚至，苏南模式也曾遭遇过危机。
　　但从目前的形势看，苏南模式以及新苏南模式仍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着主要作用，继续扮演着诸多国家使命，实现国家战略宏图。但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和变化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有经济的抬头，这其中以华西村集体经济为代表展现出一种体制上的回归，但这又不是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
　　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
　　考察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出现过多个代表地方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而苏南模式中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是开辟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曾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板”。小平同志称之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从初创期到发展期，学界政界对苏南模式逐渐有了共同认识：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镇企业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以乡村干部推动为主、重视协调发展、追求共同富裕，是为苏南模式的主要特点。
　　从1990年向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和市场经济的完善，苏南模式的优势渐渐弱化，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
　　原靖江市委书记刘建国较早参与苏南模式，刘曾向笔者表示，早期苏南模式发展中存在“太集中”和“太分散”两个问题：“太集中”是指所有制太集中，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导致所有制单一；“太分散”是当时发展工业市、镇、村、队、户“五个轮子一起转”，“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工业布局太分散，造成污染难以治理，基础设施投入大，城市化率提高慢，服务业发展滞后，社会化分工难形成。
　　在经济大转轨的上世纪9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渐渐显示出旧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弊端，实践者感到企业越做大越像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企业产权的界定模糊。作为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往往又是村镇两级党组织和行政官员，政企职责不分，导致企业办社会的“包袱”严重。此外就是企业的单一集体所有制，让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融资等受到限制，限制了企业的做大做强。
　　1992年和1997年前后，苏南乡镇企业经历了两次改制，多转为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渐渐走出困境。此后，诸多企业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苏南模式的发展中，借助上海浦东大开发，苏南各地建立了开发区，诸多改制后的乡镇企业以生产“配套”方式纷纷参与到上海大开发中，受到了外资企业的青睐。外商投资高歌猛进，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企业产品向海外扩展。
　　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私有化为主的苏南乡镇企业改制模式，被外界简单理解成一个“卖”字，彻底冲击了集体所有制，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迅速升温发酵，认为苏南模式则成为历史的终结，开始向温州模式靠拢。
　　当时的舆论总体上对苏南模式起到的历史贡献并不彻底否认，但赞同苏南模式历史终结的人们，都体现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向往与期望。这与当时中央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此时，也是中国思想界和实际操作路线的争议集中期。
　　这种争议实际上是好的，也为后期苏南模式扬长避短提供了借鉴，促使苏南模式自身发生裂变，寻求自我超越。
　　从国有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变，成为苏南模式；而从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衍变，则是集体经济的私有化民营化。这种转变在进入新世纪后，则由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首次提出了“新苏南模式”，认为值得中西部地区学习。
　　昆山样本之缩小贫富差距
　　进入新世纪，苏南模式在争议中前进。不过实际上，江苏省内对新苏南模式的理解不同于吴敬琏先生。
　　2006年1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在全省学习昆山经验报告上总结，“新时期‘昆山之路’，正在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特征的‘新苏南模式’。”
　　这个总结基于昆山的探索。当时江苏正处在“两个率先”中的第一率先率先小康。以当时昆山的各项统计数据看，已在全国率先达到了全面小康的程度。昆山之路之所以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则在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开始高度重视社会统筹。
　　这主要体现在：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目标、协调市场与政府、强调创新精神、推动可持续发展，开始追求公共性等。
　　现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在担任昆山市委书记期间专门写文章，提出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不能以政府作用的强弱作为标准。苏南地区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直接的市场活动，但政府作用的范围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转变在于，政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公共职能得到强化，突出表现在为吸引各类投资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曹指出，要利用强势政府的效应和经济手段来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实践中可以发现，“强势政府”的职能转变主要体现在决策（如外向带动、民营赶超、服务业跨越战略等）、规划、优化环境、考核监控、调节收入和完善公共机制上。江苏省内学者对此顺势总结为，强势政府是高效服务的强势、依法行政的强势等。当前，苏南城乡差距是全国最小的地方。
　　不可否认的是，政府职能转变中，在打造苏南地区的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以及注重科教等地区发展环境上确实投入了重金。目前诸多县、市都拥有了国家级的开发区，这在全国罕见。而科教人才成为了下一步依靠科技创新进行转型的基础和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为推动苏南地区产业的省级转型，实现区域共同发展和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的转变，苏南地方政府在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布置下，对省内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区域进行结对帮扶，具体以“四项转移”（项目、科技、人才、资金）进行。
　　笔者一开始曾以为这些转移出去的是单独的落后产能，但在苏北沭阳等地考察后发现，虽然多以利用本地资源和劳动力的传统产业为主，但其企业规模、生产能力、产品创新、对环境的控制以及吸纳的就业和贡献的税收，都远远超过转移之前的企业。
　　昆山的发展之路表明，决策层始终认为，实现中国之崛起的主导力量仍是政府，但政府必须先要积累起大量的资本、在足够强大的同时，才开始重视公益，而不愿意将实现之路上的诸多角色和力量让位于市场经济，当遇到耗费资金巨大而无法产生对GDP直接促进的领域，比如公益性项目几乎全部通过市场经济手段。
　　苏州的新动向
　　江苏省委原书记梁保华在江苏工作了38年。在2009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期间的苏南某市代表团会议上，梁保华曾指出，苏南地区缺少知名度大的企业，比如像海尔、华为、娃哈哈等企业，一提到大家都知道在哪个城市，是哪个地方的。
　　尽管当时的市委书记在后来的发言中对上述观点给予了适当的解释，但梁保华又指出，虽然钢、光电知名度大，但只是在业内，而缺乏公共的普世知名度，“要做到在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的口中说出知道才行”。
　　缺少公共知名度的企业，正是政府主导下苏南模式中企业成长的一种弊端的体现。如果说仍有一些知名度大的企业的话，则是外资主导的了。
　　目前政界和学术界的普遍认识是，苏南地区在经历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转工）、外向型经济（内转外）的高歌猛进两个阶段性发展高潮之后，必须用科技创新手段推动新一轮的转型。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袭来之后，通过科技创新作用促进转型更是上升到了战略地位。
　　但发展到当下，以苏州为例，苏州国有经济占比甚少，在2008年末尚不足1000亿。
　　不过，苏州的一位人士曾对笔者表示：“从抵御2008年金融危机的角度看，如果国有经济不占一定的比例，不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则现在经济到底如何仍难预料。”
　　下一步的转型如何做？至少在苏州的党政主要领导意识中有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转型升级中，国有经济应适当增加话语权。
　　苏州国资的提升，首先从金融入手。到2010年末，苏州金融总量已达1。9万亿，汇集了47家银行、59家保险、70家证券以及80家创投。按照苏州当下思路，到“十二五”末，其金融规模要到4万亿，各种金融机构全覆盖，这其中，苏州市本级国有金融资产总量在6000亿7000亿左右（到2011年末，苏州国有金融资产总量要达1800亿元）。
　　完成国有经济的跨越，苏州的表现是，市属企业在苏州本地“没有工厂”，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代表着“总部经济”的高楼，以资本经营作为其主要业务，“以体现转型的成果和发展的机遇”。
　　到“十二五”末，以国有为代表的总部经济，在苏州要出现15栋大楼，体现由制造业资本经营总部经营的“转型”。在苏州的现代化蓝图中，园区苏州金鸡湖周围要率先完成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将建成4050栋金融大楼，是为CBD中心，这其中苏州将建设一座500米高的标志性建筑。
　　而近期国有经济在中小企业“高利贷门”中的表现更让上述壮大国资的思路再次深入苏州执政层的心扉。“苏州小额贷款公司已经超过80家，2011年实现了400亿授信”，政府对小贷公司的监管和引导，是江苏保持在金融危机下稳定发展的一大利器。
　　腾笼换鸟促转型
　　2012年是江苏沿海三年计划的成果年，以苏州为主的苏南城市正积极寻求在沿海的用地。从苏州的实践看，苏州已在盐城圈地50平方公里，利用沿海的港口和滩涂土地优势，将全市年产值2000万以下的企业逐一转移出去。
　　这种“走出去”的企业主要在苏州的县、镇两级。“农转工”以及“内转外”期间，即使是以集中工业园的方式聚集，但县镇仍然集中了大量的低端制造业企业。
　　但政府出面在外找地，以引导本地企业走出去，是为一种战略，即“让你走出去，但不断你财路”，这有难度，但也有出路。
　　苏州的指导思想是，对县、镇而言，尤其是镇，利用镇级的资产经营公司为平台进行大量收购。在多数低端产业转移出去之后，早期乡镇开发出去的土地可以集中和利用，再与市级以及省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衔接以提高综合利用和开发率，而这些未来都是高价值和高收益的资本。
　　因此可以下一个定论的是，苏州未来的企业兼并重组将迎来一个高峰。在这一指导思路下，从党领导经济的思路看，苏州对各地官员的考核将会以“单位产出”为主。
　　随着社会统筹的加强，未来发展注重民生领域，而现有财力尤其是一般预算的增长不能满足刚性支出，因此地方发展不能指望依靠工业项目的投入和拉动，“对各级党政领导而言，要用经营城市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工作，聚集土地用以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本地居民就业。”
　　这就有效解决了转型升级中的难题，也使得镇级财力借机顺势迅速壮大。2011年上半年，苏州下属某市就平整集中了4000亩的土地，在寸土寸金的苏州，是为一笔巨大财富。
　　可以看出，现代化中苏州对下的指导思想很为明确，一方面是指导通过兼并重组方式继续做大做强各类企业，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党政官员充分研究分税制制度下“市级、县级和镇级”的财税收入层面，而聚集土地提升其价值是一个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但无法回避的是，在上述指导思想下，如果镇级资产经营公司要在转型升级中回购企业以获得土地，则意味着政府融资平台的“规模”和负债率将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为提升。
　　不过苏州自上而下传递一个思想：不要怕负债，但不能瞎负债。苏州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下一任。笔者获得的一个信息是：苏南部分城市的土地管理所负债就高达8亿9亿元，有数据显示目前无锡宜兴村级平均负债达到1亿元上下。
　　（作者系《21世纪经济报道》驻江苏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