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

　　何美欢老师走了，那么突然，没有一声道别，她走了。
　　她曾称自己是“前线教员”。谁想，她就如一名奋战中的士兵，在前线仆倒，在同学们坐进教室，在最后一课开始之前。
　　一
　　我叫Betty，她说。那是九三年九月，在香港大学梁球琚楼。当年的法律学院，可算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仅有七个本地老师，我是第一个内地籍教员。头一天报到，她来办公室看我，进门便自报家门。然后三言两句，把“殖民地”须知关照一遍，并要我多喝开水，当心冷气。我这才注意到，她肩上披了一件深蓝色薄毛衣香港的写字楼，冷气世界第一日后便学她，放一毛背心在办公室。冬天，则遵照她的“贴士”（tips），备一瓶念慈庵枇杷膏，保护嗓子。
　　比起美国和内地现时的大学，港大的老师教课要认真细致得多，赶得上文革前上海的风气。而Betty是其中最为认真，给分最严格的一位。可是，她的学生极少抱怨，即使考不及格也心服口服。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在哈佛，九十年代开始，学生拿个B，弄不好会吃药看心理医生。故而好些老师改卷子是能放一码就放一码，分数便节节攀高“通货膨胀”了。我想，Betty在学生中间享有崇高威望，与其说因为她是香港民商法的权威，精通合同、代理、担保、公司、证券等各个领域的判例法理，不如归功于她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尽心竭力。跟着这样一位好老师读书，谁还好意思不用功呢？
　　二
　　香港是中、英两大官僚主义政治传统的交汇之地，公立大学跟政府机关一样，少不了繁文缛节。大事小事有事没事，都要开会；完了，还得做成文字记录。法律学院因是“法律人治理”，扯皮的时候就比别的院系更多些。Betty却是一分钟也不肯浪费的人，对文山会海自然避而远之。凡是可开可不开的会，她便提议别开；开了，她也不来。
　　她把心血都花在教书和著述上了。当然，也有放松的一刻。周末，偶尔在楼里碰上我也是“工作狂”一族就一块儿下到薄扶林道吃个简便的午餐，海阔天空聊聊。有一次她问我，文革中怎样自学外语。我说：不开会，不参加政治学习，就学会了。她听了哈哈大笑。后来，就常谈起六六、六七年香港的学潮和工潮，以及在美国念大学，如何设法追踪国内动荡的局势。这时，她的声调便有点激动，仿佛憧憬着什么。
　　谈得更多的是文史。她英美文学的底子好，看书极快，说是在律师楼练出来的。一厚沓文件，眼睛一路扫去，要点、主张、理由和关键数据，都可以抓住。但那习惯一旦养成，就没法欣赏小说了，读着读着得告诉自己，慢点，再慢点。有一阵子，她用抄书来换脑筋，干累了，拿起毛笔抄几段钱宾四（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因此，她对历代王朝的兴替和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有精辟的见解。和她一起，总能得到知识的启迪。
　　渐渐地，我明白了她的志向。她热心参与跟内地院校的学术交流，为公司、证券、金融制度立法做顾问而从不计报酬；直至放弃港大的“铁饭碗”，离开家乡便利的生活环境，移居北京，投身中国法律教育改革的艰巨的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这勇敢的选择的根基，便是那高洁的志向。
　　君子务本，是Betty的箴言。但那务本，乃是出于一种深切的社会关怀与历史责任，是以全中国为事业而划定前线的。
　　三
　　Betty决定加盟清华前，曾征询我的意见，还谈了具体的工作方案，即创立一套“普通法精要”课程。我觉得，就国内法律教育的改革和人才培养而言，普通法的思维方法和技能训练，肯定是当务之急；而且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感受到美国全方位的压力与牵制，这需求在今后只会越来越大。所以，她的方案非常到位而现实。只是提醒一点，内地的官僚主义与香港不同，人际关系也略为复杂，要有心理准备。她说不怕，只要学生优秀就成。当时，北大也在热情相邀，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她考虑清华法学院开办不久，更需要支持和发展，便选择了清华。
　　二零零二年秋，Betty正式就任。来信说，领导跟同仁处处关心，学生尤其好，遭遇复杂的衡平法判例也不畏难。我就知道她有多忙了。零三年三月，我到清华讲课，她的普通话已经蛮流利了，连饭桌上的玩笑亦应对自如。我同内子参观了她的新居，只见书房堆满了从香港搬来的一箱箱书籍资料，一切就绪，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果然，两年后便有专著问世，《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2005），全面论证普通法教育在中国的必要性，并系统总结了她在清华授课的经验。
　　这本书阐发的核心思想同教育理念，我以为很值得学界深入探讨。例如，Betty指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理应有不同类型的法律人才和法律服务。可是，目前重点大学精英法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总体而言跟一般法学院系区别不大，都不管国情或市场需要。结果，一方面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过剩，绝大多数不可能进入法律职业；另一方面，即使在北京上海，高端法律人才依旧奇缺。Betty看得很准，精英人才的培养，一直是中国法律教育的软肋。加之这些年来盲目扩招，滥发学位，师资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法律教育的制度建设。她说，“精英法学院应该是产生思想的重地，应该以培育产生思想的人才为宗旨”（《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
　　因此她主张，至少几所主要的精英法学院开设英美法课程，应把重心放在普通法的思维方法，而非仅仅介绍或比较一些部门法（如合同、财产、侵权或衡平法）的实体规则。唯有如此，才可训练学生“创造性”思考而摆脱教条，包括洋教条，成为了解并适应中国国情的法律人才。这一观点极具挑战性，因为其前提不是别的，恰是质疑学界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观念，即英美法欧陆法两分，而当代中国法制属于欧陆法系的教条。更为实际的是，如果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等于美国化，美国不仅出口法律规范、法学理论，还出口交易模式、司法策略与法律价值，而中国正处在大量进口的历史时期；那么，Betty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便是一个及时的批判性回应。将来，中国法制经过多元化的创新，是可望逐步消除欧陆与苏联教条的影响，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特色的。在此意义上，她的“普通法精要”对于清华法学院，乃至中国法学的成长，都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
　　四
　　“爱，是众神与人的老师”，法国思想家苇叶（SimoneWeil，19091943）有言。Betty之为人师，便纯是爱心的体现，这在清华法学院，一如在港大，是有口皆碑的。
　　这师表之爱，身教胜于言传，本是一支悠久的传统，哺养了我们的民族精神。近年来，却成了校园里的异数，抑或一种奢侈的追求。“在今天的大气候下”，用Betty的话说，那已是每一个有良知的教师备受困扰的伦理问题。因为，他必须按照学校定期派发的评审表格，“展示最大量的业绩”；否则就通不过考核，甚而危及饭碗。谁能够，即使愿意，花很多时间教课、辅导学生、培育人才，而把所谓的“科研项目”跟“学术成果”落下不管呢（《普通法教育》，页189）？确实如此，评审表格上没有“爱心”一栏。
　　所以Betty又是幸运的，从港大来到清华，依然可以撇开评审表格，以最高的亦即传统的教育伦理，获得领导的支持与敬重。
　　这两天，我把Betty的著作重温了一遍。真知灼见之外，最让我感佩不已的，还是《普通法教育》第七章，她的坦率的自我批评。书中详细检讨了在清华第一年授课的得失教训，以供后来者参考。例如，“指定的阅读材料编排顺序不妥”，一上来就布置读英国衡平法，难度太大，部分学生产生了挫折感。于是总结道：“知易行难”，明明设想了一套课程结构和技能培育理论，却在实践中以概念而非阅读难度来编排判例，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页161）。对于课上采用的“苏格拉底式”疑问教学法，她也做了反省，认为：引导学生在判例中寻找理据时，进一步要求，将法官（即判例作者）未明言的前提“证明或证伪”，虽可以“刺激批判性思考”，让话题跳跃而“出现火花”，却陡然增加了课堂压力。这么做，对思考慢的学生不利，练习的效率亦不高（同上）。至于学生提交的书面报告，她也找自己的不足：没给评语就安排口头报告，结果有的不够水准，浪费了其他学生的时间。再如课堂活动，“后期变得有点沉闷，幸亏有一个不曾预期的救星非典及时出现”（页162）。严格管严格，她不乏幽默。
　　苇叶还说（页65）：“爱，需要现实。藉一次肉身的显现才发觉，那被爱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一番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怕？”是的，Betty的现实便是她的学生，她的中国的教育事业，并为之奉献一生。故而，她常为大爱所充盈。
　　五
　　然而她还是走了，没有道别，那么突然。
　　多年前，在薄扶林道的小饭店里，她说，特别喜欢钦定本《圣经》，那雄浑悠远而委婉的散文文体。后来在清华，学生向她请教如何提高英语，钦定本是她推荐的必读。她把这事告诉我，要我解释，英译跟原文的风格差异。因为我讲过，保罗书信一些粗粝的“棱角”被钦定本磨平了，间或还替换同义词，颠倒语序，但就立起了一座文学的丰碑。你举一个例子，好吗？她问。我说，等我翻出来吧，那大写的“言”是一奥秘。
　　如今，她已在生者中间，见证着一切奥秘。而我的译文，我只能希冀，如保罗般粗粝，献在这必朽的世界面前，成为她不朽者的纪念（《哥林多前书》15：51以下）：
　　Behold，IWeshallnotallsleep，butweshallallbechanged。
　　Inamoment，inthetwinklingofaneye，atthelasttrump：forthetrumpetshallsound，andthedeadshallberaisedincorruptible，andweshallbechanged。
　　Forthiscorruptiblemustputonincorruption，andthismortalmustputonimmortality。
　　Sowhenthiscorruptibleshallhaveputonincorruption，andthismortalshallhaveputonimmortality，thenshallbebroughttopassthesayingthatiswritten，Deathisswallowedupinvictory。
　　Odeath，whereisthysting？Ograve，whereisthyvictory？
　　听着，有一桩奥秘告诉你们：我们并非都会长眠，但全部要变；一会儿，眨眼间，已是最后的号音！是的，那号音一响，死者便要复起，成为不朽，我们也就变了。因为，这必朽的注定要穿上不朽，这必死的要穿上不死。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这必死的穿上不死，到那时，便要应验经书之言：
　　死，已被胜利吞吃。
　　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
　　在哪呀，死亡，你的毒刺？
　　二一年九月九日于铁盆斋
　　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载《清华法学》第九辑，许章润主编，清华出版社，2006。
　　苇叶（SimoneWeil）：《重力与恩典》（GravityandGrace），EmmaCMariovonderRuhr英译，RoutledgeClassic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