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楠：异化的维稳

　　社会冲突的最终解决，需要完善社会规则、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当下异化的维稳主义，奉行“以利平之，以威压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原则，已然与法治语境下的宪法法律、权利救济背道而驰
　　数月前，学者于建嵘曾在其微博中称，“北京大学的复印店应是全球最讲政治的地方。有专家来取钱云会案件的资料，因已发完，需复印。没有想到在北大跑了几家复印店，均以是上访材料而拒绝，说如果发现复印机将没收。”
　　无独有偶，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公安局信访科接到复印店举报后，成功“稳控”了一名正在复印上访材料的老人，其后又将此事在官方微博“平安稷山”上播报，迅速引发舆论讨伐。
　　对比两桩事件，前者的曝光是学者基于义愤的谴责，后者却是“维稳”人员“政治水平”不够高，将本应出现在内部材料上、做得说不得的伎俩，当成了维护稳定的工作成绩。
　　众所周知，各级政府都不喜欢信访尽管其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平安稷山”的截访做法和稳控措施，放在任何地方都不算新鲜。令人诧异的是，基层公务人员在日常训练中，已经适应了这种非正常的“维稳”手段，并自以为是正常、应然之事，对自身的价值倒错，根本毫无意识。
　　与其说这是行政人员法治意识缺失的结果，毋宁说是异化的维稳主义使然。从近年来的维稳机构设置及人员序列调整、维稳经费比例变化、维稳工作在政绩考评中所占的权重，都可看出，“维稳”正在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新重心之一。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朝堂上无事可议，县衙里无人鸣冤，便是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专制时代下，这种政治文化变异成一种病态的社会审美，要求社会成员在国家的强力控制之下整齐划一，既不允许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亦不允许民间社会内部的冲突。而在现今“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大前提下，“维稳”成为主题词之一。在改革时代，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以权威姿态介入如拆迁、劳资纠纷等市场利益冲突，民众亦习惯将纠纷解决诉诸于行政的权威；市场经济虽然提供了自我消解纠纷的机制，却因行政权力一家独大而难得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产生了颇具特色的社会控制结构，即“压力维稳”。上层发布维稳目标压制地方，地方以稳定需求裹挟上层。
　　在这种异化的维稳主义意识形态下，基层官员承受着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各级领导维稳责任记入档案，和干部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如发生“影响稳定重大问题”，则实行“一票否决”。如河北某县，每年单进京截访一项，便要组织出动30余名干部往返两地，糜费公币无数。事关乌纱，能不疲于奔命？
　　这种异化的维稳主义，是基层政府绑架社会的直接根源。在“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命令的驱使下，基层官员的神经极其脆弱而敏感，将消弭冲突作为头等大事，一旦发生社会矛盾，便调集一切可调集的力量严阵以待，甚至不惜动用非法手段监控、压制。一方面，基层政权的事权财权被抽离，治理功能正在弱化乃至丧失；另一方面，基层政权在上级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越发灰色化乃至黑色化。
　　“平安稷山”的这场截访闹剧，便是“信访责任追究制”下基层政治生态的一个小小缩影。领导将维稳作为头等大事严防死守，办事人员便将维稳当做了正确和必要的行政目的。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之下，布控截访、拘留劳教、抓打关押都被视做常规手段而鲜有反思。
　　一个正常的社会之中，必然存在大量的社会矛盾。而中国转型期出现的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属于市场环境中的利益纠纷，带有非政治性的鲜明特色。这些社会矛盾，政府本应以平常心看待，以超然立场处之。
　　而“压力维稳”的制度惯性，对“和谐社会”的不当理解，对“绝对稳定”的病态追求，将基层政府直接推到社会冲突的矛头位置，常常引火上身，泥足深陷。
　　自上层至地方的各级“维稳办”设立以来，“维稳”一词的流行已逾十年之久。十年间维稳成本愈发扩张，渐成财政不堪重负之势。而维稳的效果，已是每况愈下。一方面，社会矛盾被压制而未消除，导致基于报复心态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相关层级政府渐而失去公众信任，离心离德。
　　最不堪的是，压力维稳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便如山西稷山的截访故事商家与消费者间的关系，变成了监控与被监控的关系。以此种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必然得不偿失。
　　真正的社会稳定，只能从法律和司法公正中产生。社会冲突的最终解决，需要完善社会规则、制度化渠道与方式。政策性、人治化的维稳，只能是社会转型期的权宜之计，绝不可常态化、长期化。
　　当下异化的维稳主义，奉行“以利平之，以威压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原则，已然与法治语境下的宪法法律、权利救济背道而驰，并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之中。作者为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附：复印店截访记
　　2011年8月16日，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公安局信访科人员接到一文印广告部报告称，一名老人正在该部打印信访材料，数量较大，可能是进京上访人员。
　　接到报警后，该信访科民警立即向分管副局长作了汇报，同时在巡警队的配合下，将石姓上访人“稳控”，当场收缴信访材料60余份。
　　这是8月17日稷山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外界无法猜测发布这条微博的动机，但该微博甫一发布，迅速蹿红。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公安系统对公民合法的上访行为，如此严防死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基于此，2005年新颁布的信访条例开宗明义，规定制定该条例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
　　然而在现实中，信访体制已扭曲变化。一方面，政府三番五次重申，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听取人民的意见，并且设置了信访制度，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诸如地方政府雇佣保安公司非法拘禁访民、发红头文件要求信访“销号”、对正常上访人员进行劳动教养等事件层出不穷，针对访民的打压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潜规则。
　　发生在稷山县的这起事件亦是典型。上述石姓上访者，今年57岁，多次赴京、省城上访，被芮城县公安局列为重点信访稳控对象。2002年以来，在问题得到解决并写了停访息访书后，仍越级上访，故被稷山县公安“抓获”后被移交到芮城公安。
　　从稷山县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在国内各地普遍采用的对付访民的办法，已形成一张密布的“维稳网络”：
　　第一，要求上访人员签写“停访息访书”。这是许多地方政府和访民谈判要求访民答应的条件之一，而上访反映问题是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权利，任何人不能因其它事项而剥夺公民的此项权利。
　　第二，建立重点信访稳控对象名单。因为上访会影响各层级政府官员的考核成绩，因此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打压、控制上访人员。这些措施之一便是对重点人员进行重点管控。
　　芮城县的办法是建立重点信访人员稳控名单。凡是被列入名单的人员进行日常监控，尤其是举办大型活动之时，监视这些人员的行踪。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个人自由，但在全国却非常普遍。
　　第三，非法限制重点上访人员人身自由。在已披露的众多案例中，公安部门对待信访人员除了采用法律上的行政拘留、刑事拘留等手法外，还经常采用并无法律明确规定的“稳控”手法，但却不明说何为“稳控”。此外，上访人员被稷山县公安局“抓获”，却移交给芮城县公安局接返，上访并不违法，跨县移交法理何在？
　　诸如此类的信访怪现状举不胜举。这些大规模发生的侵犯访民合法权益的事件，伤害的不仅仅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也伤害到包括公安部门自身，却至今未引起重视。
　　公安系统在其中也苦不堪言。今年3月，公安部党委曾发文，严禁警察参与征地拆迁活动。但由于公安部门受制于属地管理，该文件未有明显效果。信访工作与此相类，正常的上访人员的权利本应得到公安部门的保护，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以及个人仕途，使得公安部门承担起监控、打压访民的“重任”。
　　9月7日上午，《财经》记者致电芮城县公安局办公室人员，询问8月16日发生的上述事件。对方却表示对此事不知情，拒绝作出回应。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