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为什么执行死刑在美国要等这么久的时间？

　　今天，很少人会想象得出，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执行死刑的过程曾经是一种大型的公开露天表演。
　　1913年的一天，美国密西西比州，有将近5000人像赶集一样前往一个名叫斯达克维勒的小城他们是去观看两个黑人被执行绞刑。行刑现场为前来观看的人们准备了免费的三明治和包括柠檬汁、苏打水在内的软饮料，当然还有若干位政治候选人歇斯底里并慷慨激昂的演讲。行刑结束后，5000多人开始轻松地享用他们的午餐，在这座只有2000左右人口并盛产棉籽油的闲适小城镇上空，此时正回响起从未有过的陶瓷器皿和金属刀叉之间的碰撞声。
　　不过，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法律界，大概再也找不到比死刑的变化更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了。今天，美国的大多数州虽然保留了死刑，但真正被执行的死刑数量却少之又少。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美国的死刑犯大多数不是立即执行。有些死刑犯，从判决到执行常常要等很多年，甚至老死囚室。据统计，美国一个死刑罪犯从判决死刑到最后执行死刑平均要花11年时间，个别案件多达几十年。
　　1948年6月25日，一个名叫凯瑞。切斯曼的人被加州法院判处死刑。但是，在判决作出后，他在死牢里等候了将近12年，其间，他竟然在牢房里写了三本精彩的书，以至于包括比利时皇后、音乐家布鲁诺和梵蒂冈神父等人，都前来呼吁法庭能放他一条生路。不过，最后，他还是在1960年5月2日在毒气室中被执行死刑。
　　卡拉塔克是一个被德州法院以谋杀罪犯处死刑的女犯，1983年她和男友曾以及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一男一女。在狱中，她皈依了上帝并真心悔罪，她几乎成为一个连地上的蚂蚁都不愿意踩踏的善者，还嫁给了监狱牧师。许多人被她感动，甚至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写信给当时任德州州长的小布什，要求他废除塔克的死刑。但是，在被判处死刑16年后，她还是于1998年2月3日傍晚在得克萨斯州的亨茨维尔监狱被注射毒针处死。
　　为什么处死一个罪犯要等这么久的时间呢？
　　以我个人的思考和观察，主要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美国法律为死刑案件设计了多轮上诉复核程序。美国社会认为，即使是死刑犯，其人格、人权仍需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所以应该给予死刑犯们最大的机会去纠正可能的错案。美国的杜克大学曾经有一项研究结果指出，在花费纳税人支付的费用上，美国的死囚犯比一个判处20年徒刑的囚犯要高两倍。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开支，就是每个州都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专为死囚辩护的律师团。他们的责任是协助死囚犯进行向上级法院的一轮轮上诉。在一切程序走完之后，根据美国宪法，总统还有赦免罪犯的权力，不必提供任何理由。各州的州宪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死囚可以要求州长赦免。
　　主张废除死刑的人们，常常一厢情愿地相信，死刑对于那些罪犯们来说，并不比长期监禁更具有威慑力。至今为止，世界各地的有关犯罪率高低和死刑存废之间相互关系的统计数字，也无法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些被关在死囚牢房的罪犯们，他们不停地更换律师，从一个程序上诉到另一个程序，从一个法院申诉到另一个法院，目的大致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办法能继续活下来。
　　第二、由于宗教氛围导致的“恻隐之心”，也在死刑问题上发挥着无形的作用。有一些美国人反对死刑，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的，就是人类社会不能“扮演上帝（playGod）”的角色，只有上帝才有权力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即便是那些在罪犯被定罪时站在法院门外高喊着“杀了这个畜生”的人们，当真的要对这些罪犯执行死刑时，也不免有些心慈手软。有人可能还记得美国电视剧《越狱》里那个监狱典狱长的台词：“无论死刑是否正义，但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值得庆贺，今天（执行死刑）的气氛不可能欢快”！在美国，在一个罪犯被执行死刑那一天，街头有人挂横幅、放鞭炮这类事儿，大概很难再看到了。
　　第三、对冤案发生的强烈忧虑。美国刑事审判的一个很大困扰，就是有许多案子是有争议的。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例如，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在陪审团定案的时候，必须严格根据“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陪审团必须对判决取得一致意见，等等。由于严格禁止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享有包括沉默权在内的各种权利，几乎大多数案件没有罪犯的直接口供。许多死囚犯直到执行死刑的时候，仍然坚持说自己是冤枉的。许多案子，就像著名的辛普森案那样，谋杀案可能是没有目击证人、甚至没有凶器这样的直接证据。判决只能是陪审团根据呈堂的合法证据衡量之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尽管如此，仍然不能绝对保证没有冤案。一旦人头落地，便覆水难收。尤其是，DNA技术被应用于刑事鉴定后，不少死囚都在美国各州被无罪释放。因此，死刑执行程序显得更加审慎而严格。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些都是难以理解并被认为是多余而无必要的。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却是其中程序正义理念的诸多精髓。
　　（这是作者应邀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专栏文稿，每周一篇，约为2000字，每周五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