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对邓玉娇的支持最好限于法律层面

　　邓玉娇案经过舆论的过滤，目前已经演化为具有符号意义的事件。这个符号首先是官员欺压平民，富人欺侮妇女，然后演变为邓是烈女，邓贵大等人是狗官。但如果真的从道德角度看，这样的符号化可能并不准确。这里，仅就邓玉娇的符号化问题择要进行分析。
　　首先是关于“特殊服务”的问题。这个特殊服务至今无进一步的信息，也无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法律上的定性。但是，一般理解，所谓特殊服务是性服务。如果该洗浴中心明目张胆或者暗地里提供的特殊服务是性服务的话，那么，邓贵大等人的行为（在遇见邓玉娇之前）在其行为发生之初，主观上、客观上都是试图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的嫖娼行为。毫无疑问，如果邓等人是公务员的话，当然违反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在发生之初并不复杂。特殊服务是否还有其他具体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无法就“异性洗浴”服务这四个字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只能不惮以普通的而又恶毒的心推测其是异性性服务。
　　然后是邓玉娇（简称“玉”）的身份问题。假设洗浴中心提供或明示或者暗示的性服务，邓玉娇如果明知这一点，而在该洗浴工作的话，其身份就会成为法律上的问题。当然，前提是，“玉”是否明知该中心提供违法性服务？“玉”在该中心的实际身份是什么？这样的说法尽管有点恶毒，但却是热情澎湃的网络大众们、给邓定性为烈女的先生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目前，警方已经初步断定该洗浴中心涉嫌非法色情营业，如果这个基本判断属实，那么，不考虑其他因素，单就邓在该中心工作的事实，我们很难认为“玉”不知道该中心的业务，而明知其业务，在其中工作，很显然，她恐怕难以担起烈女的这个贞节牌坊来。而要让她担起烈女的牌坊，恐怕只能去证明该洗浴中心是干净营业的场所了，而如果能证明了这一点，就无法解释邓贵大的行为性质了。这其中的自相矛盾，为邓玉娇作道德背书者，不可不查。
　　最后，如果洗浴中心确实在当地所有的法律最终都要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是多数人明知道的色情场所，邓贵大出入其间，很显然，从实际情况分析，邓贵大主观上具有嫖娼的故意，客观上则因为嫖娼不成而与该中心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原因在于，我们如果确定，“玉”是普通服务人员，没有从事过任何违法行为，从道德上守身如玉，但是，作为提供色情服务场所的工作人员，对于意图嫖娼的嫖客来说，在提供色情服务的特定场所，可能并无法进行准确判断和实质区别，尤其是，对于“玉”的反抗行为的判断能力显然会因为所处场所的缘故而扭曲和下降。
　　根据美国的判例，对于性骚扰，被骚扰者只要明确以语言和肢体动作表达了“不”，那么，违法的性骚扰行为就可以成立。显然，邓玉娇这样表达了，邓贵大行为的违法性已经毫无疑问。在法律上，邓玉娇即便是明知工作场所是提供色情服务的，她一仍然可能是提供保洁等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员，二仍然有权利拒绝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因此，邓贵大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女性权利的侵犯，这种判断可以显著减轻邓玉娇反抗行为的主观恶性，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使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但是，我们需要谨慎的是，现在就认为邓是烈女，从客观条件看，恐怕言过其实。如果让我作一个预测，在洗浴中心的非法营业问题确定后，下一步，恐怕我们的道学家们又该接续搜寻邓玉娇家庭贫困，不得不在中心工作的的证据，以证明其烈女的道德正确性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塑造过太多的道德楷模，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并不多，文化史证明，把一个人符号化很容易，但如果想从符号化倒退，所造成的往往是道德的甭坏和价值观的扭曲。支持邓玉娇，要从权利着手，从法律着眼，把每一个具体的正义还给每一个需要正义的人，就足够了。符号化，去他的吧！
　　2009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