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读李庄案，得鲜活印象：主持审判的法官，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被告的律师，在李庄参与下，无不做了相当精到的演练。16个小时的唇枪舌剑、嬉笑怒斥，对法律问题的理解互存歧义，对证据的态度颇有区别。一审判词则提供了虽不典型但却生动的判例，证明非法不公的程序无助于实现辩护职能，不可能达到实体公正。其基本内容印证法大教授王涌博士10年前提出的著名论断：“在法律时代，背叛正义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暴力，而是技巧。一是曲解法律，一是玩弄证据。”他讲得动人心魄，多么中肯！ 人们记得，那篇以《律师造假门》为题的“核心调查”，透露出一个消息：李庄一到重庆，即受到非法监控，随之而来的是“陪同”会见，监视监听，全程录像（庭上不予出示），收集加罪律师的证据。办案律师，顿成异己；异议歧见化为异端邪说。大“敌”当前，于是“抽调（三个）专案组、（一个）总队、（三个）分局的民警组成专案组”（引见一审判词），意欲痛歼。而受控律师并不“知己知彼”。面对阻力，操作中又少了点理性修养，抗争中更缺乏适度节制，于是陷入重围；顷刻之间，惨遭灭顶。专案组用兵之神速，未闻先例。司法问题，偏离了用法律解决的方向，这是案中矛盾发生发展的总根源。 专案组办理讼事的成败得失，无须做历史的考察，文革盛行，应知其恶。法治时代，这无疑是极其落后的审判制度与组织形式；而今重拾，实属倒退。 专案整治李庄，声势浩大，却少不了龚刚模。龚是否曾受刑讯，实是案中焦点。一审不审不问，有违审案理讼常规。比如有无刑讯的鉴定，法官未经质证，判词硬下结论只好语顾左右，说：“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也不能说明‘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是被刑讯逼供所致”。不否认龚体有‘伤’，且“系钝性物体所致”，那为什么不查问：他被押于监所，是谁用哪种“钝物”致他受的伤呢？为什么要“致”他成“伤”呢？公诉人一句“造谣”就让事实真相滑了过去。法官予以支持，根据却是：“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龚的供述相互吻合，因此应断定不发生刑讯逼供问题。” 果真如此么？姑且不论民警、医生证言未经质证，身体检查之说不无疑点，总之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何况它与龚的同案犯樊奇杭当庭历陈惨受刑讯的情节天差地远，而樊供与当初龚本人告诉律师的情况又绝无二致，“相互吻合”，有什么理由不予采信呢？ 我们的辨析引发出要害问题：龚刚模的“检举”是否真实？无妨考察一个细节：一审判词认定，“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一案提讯龚刚模时，他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可是，前此警方通过那篇《律师造假门》认定的却是另一番情景：龚在狱中突然表现沉闷，连续数日，终于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下，按下警铃，报案检举了李庄律师。据知跟着还写了书面举报。先不说这份书证竟也未当庭交付质证，这里接受口头与书面检举的只能是看守所警员，决非承办文强案的专案人员，无可争辩。至于对检举人的心态描绘和具体实施的细节，差别之大，不言而喻。两种不同说法形成的矛盾折射出“检举”本身确有重大瑕疵，作为推断事理的法官怎么可以轻信某种说法而不过细审查？ 众所周知，证言因其符合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而受重视。但这种证据很不稳定，常有争议，证明力不强，错判冤案往往由此而生。是故刑诉法在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的同时（第48条），明确要求“（法官）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47条）。最高法院据此作出司法解释：“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两种例外：一是“未成年人”，一是“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经法院许可，可不出庭。综观这些规范，听取证人的陈述实是审判权的组成部分，是无可替代的权力；同时又是行使审判权的必经程序和法定要求，属义务。李案一审判词解释说：“证人均表示不愿出庭作证，且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这无疑是曲解。有些证人在押，已失自由，要他出庭还用“强制”么？判词还说：“公诉机关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问题在于：“未到庭”，是否合法？还有，公诉人的宣读往往断章取义择其所需，不经质证，难辨虚实。宣读的如是“询问笔录”，又只能认为是控方工作记录而非当事人提供的书证，是否真实，应经被询者认定。然而所有这些，法官一概不理不顾，硬是专断地判定当事者伪证！ 人们要问：李庄伪了什么证？表现形式是什么？与此相关，李与控方证人没有接触，他们做的哪些证受到了怎样的“妨害”？对这些既不能如实回答，凭什么加人以罪？ 判词说：“从犯罪构成上讲，（李之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可是，如无证伪之果，伪证何以成立？从犯罪构成分析，本罪侵犯的客体一是司法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二是公民人身权利。考察李庄的行为归根到底无非是会见被告、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他的行为侵犯了哪种客体？客体不存，罪名何能成立？ 然而事态的发展未出所料，一审还是效其前驱，援引刑法第306条把无辜判了罪。我们的料中，源于那篇“核心调查”针对306条所写的那段洋洋洒洒、豪情满怀的文字：技止此矣，不过如是！刑法修订至今13年来，律师因306条被误用而蒙冤者数以百计，立法技巧不慎带来的恶果，该彻底改正了。否则，辩护制度必将弱化、难免蜕变。 李庄获罪了，二审一定会维持。对此似乎不必灰心失望。正可通过此例深入探讨该怎样推进法治的发展达到功成；律师则正可从中汲取教益，以精湛专业和自强风骨不屈不挠、义无反顾地为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竭尽全力。错案不免；功成有期：我们应看到希望。 2010。1。14于北京
王章力：论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调适【摘要】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传统的刑事基本原则理论存在冲突。然而，出于对现实的需要和刑法观念的转变，刑事和解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和推广。是否继续保有旧有观念和制度不放，还是以……张智辉：检察改革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内容提要：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工作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近年来，检察机关进行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奠定了坚……陈唤忠：刑事自诉调查研究被害人自诉作为一种古老的诉讼方式，在公诉产生并逐渐占主导地位后，对是否还应当保留此项制度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采取国家追诉主义，另一种是采取公诉与自诉并行主义。根据笔者的调研，我……文永辉：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国内外立法比较探析【摘要】就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送治人、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法律责任等问题，比较了各国（或地区）以及国内北京、武汉等地的地方立法，探寻适宜我国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以期对我国《精……喻海松：刑事证据规则司法适用解读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石，对于准确定罪量刑，实现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具有关键作用。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郭立新郭冰：案件快速处理程序的改革与立法发展【摘要】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刑事简易程序在实践运行中逐渐出现适用率低、适用案件范围窄、程序启动手续繁琐、公诉人不出庭影响诉讼职能等问题，难以实现其“分流案件，节约司法……王晨光：制度构建与技术创新我国案例指导制度面临的挑战【摘要】“案例指导制度”在经历了多年的呼唤和酝酿之后，正式登上了我国法治舞台。但是它在实践中的延迟露面至少说明了这一新制度在理论准备上的不足，尤其是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准备的不足。……唐学亮：侦查行为与尊严【摘要】侦查权力与人的尊严有直接的宪政勾连。侦查行为以手段、对象为标准可以大致上区分为具体侦查行为和抽象侦查行为。这两种侦查行为及其下级子行为都与尊严有具体的直接关系。制度上设……刘坤：检察机关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研究【摘要】刑事强制措施是一项关乎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制度，但是实践中，滥用刑事强制措施的现象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机制的缺失。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杜邈：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历史传统的理性与经验【摘要】我国古代封建君主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建立起一整套刑事审判监督机构和制度，包括皇权对审判的最高监督、基于行政管理关系的审级监督、专门机构进行的外部监督以及审判机构……刘敏：论诉的利益之判断内容提要：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是指当事人提起的诉应当具有的法院对诉讼请求进行审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对诉的利益之判断，无论对于保障诉权还是防止滥诉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其他判决要件具备……赵杰：试论隐性超期羁押的危害及其控制【摘要】超期羁押是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一大顽疾，不仅严重侵犯被羁押者的合法权益，给其亲属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和痛苦，且妨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超期羁押既有表面上即明显超出法定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