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皇权与文人

　　屈原和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隐喻，一个自杀，一个被阉割。
　　自杀者，肉体自杀或精神自杀；阉割者，肉体阉割或精神阉割。
　　总括而言，中国历代文人，不是为朝廷卖力（不是为民众卖力），便是被政府打压、杀戮，再不就是隐逸林泉而成著名隐士（这是比较搞笑的一个悖论，既然是隐士便不应为人所知，他们却成了名人），罕有人格独立，以追求真理而为人生，不为所用者。
　　忠孝观念，对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精神压迫具有决定性影响在这样的窠臼之中，即便是那些最杰出的读书人也往往难以从中摆脱。这与儒家周孔自然有绝大关系，后代帝制中国之所以喜欢孔子的那套政治理论，便是因为它在控制读书人的灵魂方面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曾怀疑孔子那么推崇孝道，不仅仅跟西周以来的礼制关系密切，也跟他从小没有爸爸有很大关系，一个传说中的优秀父亲会给儿子带来极高的审美想象空间没有人能与死人争锋，否则我们似乎很难理解孔子那种对孝道病态的推崇。对于统治者而言，从孝子中寻找忠臣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孝道的本质含义乃是对权威的彻底臣服，而不是臣服于真理。为孝道辩护的人们总是说，孝道也是讲究对等的，即父慈子孝，然而这种一般意义上强调的对等并不意味着其理论根基的理性。看待一个观念是否符合理，要看它遇到极端状态时的取舍，此时才是检验其是否合乎理性的关键时刻。《论语。4。18》子曰：“事父母几谏，谏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就说明孔子的意思是，遇到理和孝道发生冲突的时候，得服从孝道而不是理。换句话说，倘若你不幸遇上了一个流氓做父亲，按照孔子的意思，你几次劝他别做流氓，他还是要做，那也只好算了。
　　当这种变态的孝道被结合到忠君观念中以后，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也就基本死灭，尤其在抄家灭族之类极端野蛮的暴力恐吓之下，不臣服于统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关键不在于此，关键在于延续数千年的国史，为何就没有人对这种历代刑法的定制提出质疑？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一个思考问题的读书人，向朝廷质疑这种抄家灭族刑法的正当性问题，至少在十恶大罪中的谋叛罪，它的刑罚处置被定为“夷三族”、“灭九族”的时候，就没有人试图改变它？即使勇敢如方孝孺，连灭十族都不在乎，他跟朱棣争的还是这帝位你是不是抢来的问题，而不是争你这僭主能不能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这反倒印证了稳坐五朝宰相位置不倒的冯道倒是有为天下苍生不惜承受千古骂名的勇气。
　　这样的状态居然延续到明末异族入侵之后，顾亭林和黄宗羲才清晰地质疑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顾亭林区分亡国还是亡天下，是一种接近问题根本的质疑（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但远不如黄宗羲来得清晰有力，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痛切而石破天惊地指出：“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这也成为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启蒙号角。
　　倘若以此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人确实应当羞愧难当，从先秦到明末黄宗羲之前，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当中，我们居然找不出明确质疑中国皇帝统治合法性问题的中国读书人，这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如果要从有制度含量的角度来看待，排中国思想家的名次，我无疑会以黄宗羲为第一名，而第二名大约可算顾炎武了。即便如此，这第二名离第一名的水准也都遥遥远矣。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如黄宗羲者，发出这样震耳欲聋思想声音的人，他的这部《明夷待访录》，他自己并不看重，甚至差点被乱丢在船底而遗失，这说明他提出这样杰出思想的同时，并不是自觉的，而仅仅是直觉的，虽然他有逻辑论证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恰不是他自己看重的，他也不看重这一结论。
　　再来看历代的隐士，介子推不愿为官，被晋文公这把善意的大火烧死在山上，他们俩都没错，但结局是这么悲惨。隐士们能够遇上的最佳皇帝便是光武帝了，他能承受严子陵那条压在自己肚子上的大腿，也能容忍见而不跪的周党即便如此，这见而不跪还是刺痛了奴才们的尊严，范升便上奏要求光武帝严惩周党。而过了一千多年，王夫之在评价周党的时候，还义愤填膺，以为这种人留着是大祸害。隐士最惨的便是遇到朱元璋，那就瞎了这位五岳朝天的变态皇帝是你不为我所用，那就杀掉所以这时候的隐士才可能是真隐士，没人知道谁是隐士。
　　路易十四说了句“朕即国家”，把欧洲人吓了一大跳，此前不知道欧洲哪个君主敢这么说，他所建立和延续的专制政权也没多少年。而黄宗羲视皇帝为民贼，却直到近300年以后才逐渐成为人们能够接受的观念，然而一到现实，大量的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照晕不误见了那些名义上虽不是皇帝，实际权力比皇帝还皇帝的皇帝，他们依然在精神上下跪，跟这些皇帝握个手就这辈子没法洗手了。
　　历代仕宦中，还有一类是我比较欣赏的，虽然他们并不能在理论上质疑专制皇权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问题，但是他们在其自身的为官生涯中，不以效忠一私一姓为出发点，而以天下为己任，若范仲淹，若苏东坡，尤其是苏东坡，“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一生颠沛流离，却每到一地都踏踏实实为当地百姓谋福利。而可怜的中国历史，苏东坡、范仲淹，他们已是中国读书人走向仕途的最高境界。
　　历代庙堂，铮谏之士多有，如杨继盛这般惨受廷杖而矢志不渝者也史不绝书；历代江湖，反叛朝廷以便可以让自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山大王也不缺，却少有从制度上转换思路的智者与勇者。倘若心中只有朝廷，无论是忠，还是叛，本质上都是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的对决只是亲兄弟打架罢了。
　　1945年，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问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能力摆脱治乱更替、兴亡也勃的周期率，毛泽东开出的药方是人民民主。这句著名的问答常被人引用，而问题在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问题，将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于某个政党及其领袖，跟寄托于某个皇帝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而一个政党的领袖承诺给你民主，你就兴高采烈、谢主龙恩？
　　所以，路还远着呢！
　　2009年3月15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