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为什么必须要官员公开财产申报？

　　在人大政协两会上，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热烈讨论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官员财产公开，是指官员将自己的财产向法律指定的机构申报登记，并加以公开。如果登记申报，却不向外界公开的话，民间无以监督。如果官员仅仅公开而没有正式的登记申报的话，那么，其严谨的程度可能不足，而无法加以衡量监督。所以，官员的财产既要申报登记，也要将结果向全社会公开。
　　在最近关于财产公开的讨论中，民众站在坚决支持的一方，官员多半站在坚决抵制的一方。乍看起来，单方面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给人感觉是要跟官员过不去，是让官员出丑，让老百姓开心。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
　　在中国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是为了在中国推动实行有限政府，是为了限制和防止官员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从而也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减少了滥用权力的可能性，降低了腐败。所以，要官员财产公开，不是任何人跟官员个人过不去，而是为了在中国推进有限政府，用必要手段限制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
　　在这次两会上，有一个副省长在被问到公开官员财产的话题时，他反问到为什么不先公开老百姓的财产？我认为，让老百姓先公开财产是没有道理的。老百姓不需要公开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手中不掌握公共权力，没有受托去管理公共事务。手中没有公共权力，不管理公共事务，就不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就不是有限政府下约束权力的制度措施的对象，所以民众没有必要公布自己的财产。
　　政治信托
　　为什么官员财产要公开？因为官员接受了政治信托。我们假定官员被纳税人委托来管理公共事务，这时候官员是公民、纳税人的被委托人，公民和官员之间是一种政治上的委托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信托关系。
　　官员财产公开与私有财产权、经济自由有着密切的关系。官员财产公开，需要对私有财产权有更有力的保障，要求有更大的经济自由。保护好国库的钱，不被贪官滥用，就是在保护纳税人的财产。如果政府滥用了纳税人的财产，他会拿纳税人财产开刀，征更多的税，贪更多的钱。官员财产公开也有利于保护官员自身的财产权。官员们的私有财产，只要合法的，就会受到保护。
　　官员财产公开还需要扩大经济自由。比如说，一个人通过合法的手段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如房产、股票、私人股权，在他的身份从企业家或民间人士变成官员或立法机关代表时，他的财产就必须交给一个指定的信托机构来代为管理。这样就可以确保在其担任公职期间自己的财产不会遭受太大损失。官员财产一旦公开，官员财产必须接受强制的、公开的信托。但是，目前中国的信托业是高度封闭的，基本上不向民营资本开放，为数不多，且为国有。中国的各级官员数量巨大，要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就必须有发达的信托业，必须向民间全面开放进入信托业和从事信托业务的经济自由。这样会催生信托业的发展。
　　中国现在的信托公司为数不多，且多为国有，通常受理信托的门坎很高。这样，基层政府官员或私产少的官员就会信托无门，因此必须有大量中小型的信托公司帮官员们管理财产。这样党政政府官员在财产公开后才无后顾之忧。官员财产公开也才有可行性。
　　新闻言论自由
　　不仅如此，官员财产公开需要新闻言论自由。如果仅仅公开而不让人评说，这个公开和不公开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来监督官员已经公开的和没有公开的财产，那么，官员的财产在本质上就没有公开。看看台湾陈水扁的例子。如果没有新闻言论自由，陈水扁的赃款不可能全面曝光。在新闻自由的情形下，若陈水扁所说不实，新闻机构和民间团体就反复调查，发现其所披露信息中的漏洞，结果暴露出更多的贪渎行为。可以说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官员财产公开就形同虚设。
　　官员财产公开还需要结社自由。因为对官员财产的监督必须职业化、制度化，必须有一些专门的民间团体，致力于监督，用非常专业的技能和态度监督政府官员的财产。如果没有这样一些通过自由结社成立的监督团体，就会有很多关于官员财产的谣言。这样也会令官员徒增困扰。在结社自由之下，一些民间专业人士会组织来追踪、调查官员的可疑财产。这样，即使有人对官员的财产猜测、造谣，也很容易被专业团体的调查结果所否决。所以结社自由对官员来说非常有好处。
　　现代政治的要件之一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立。作为个人，官员自己有私人财产，但是他手中也有公共权力。所以，必须把他们手中的公共权力与家里私有财产隔离开来。而财产公开是隔离的前提。所以，在中国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将有助于在中国推动有限政府。而且，官员与民众都将从财产公开及与之伴随而来的经济自由、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