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法官就应该高高在上

　　河南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坚持司法的群众路线，所以，决定取消司法过程中的象征化仪式：“一定要像西方法官那样戴着头套、穿着法袍、在高堂上一槌才是好的么？”他建议法官改穿制服：“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中国的法官似乎还没有戴头套，普通法各国家的司法机构似乎也在酝酿改革，废除头套。但是，人类各个文明中，负责审理案件的所有官员，其实都有一套威议。比如，传统戏曲中，包拯、或者知县，都是身着官服，高高坐在大堂之上。想来这是有所本的。包括英格兰在内欧洲各国法官之所以戴头套，穿法袍，并且坐在高高在位的法官席上，虽有历史的偶然，但内中有其深刻的逻辑在。
　　治国不能离开法律，所有高级文明均不例外，无法之治必然是暴政；但是，法律不可能自行执行，而需要由某个机构、由一些人来执行。原则上，整个政府都算执法机构，众多行政部门负有执行法律的职能。古代如此，现代也仍然如此。比如，警察部门、工商局都在执行法律。
　　但是，一个政府，不论有多少执法机构，法律最重要的执行者却是司法机构，具体说来，就是法官。原因如下：第一，法官每日与法律打交道，具备司法的技艺理性（artificialreason），这种知识优势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第二，法官执行法律比任何行政部门都特殊，因为，只有司法机构可以审理以行政机关作为当事人的案件，而任何其他行政都不具有此种权力。
　　基于这两个原因，法官在政府中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法律执行者。通过适用法律解决民众之间、官民之间的纠纷，法官赋予法律以生命。一个政体，如果不能妥善地给予法官以合适位置，授予其以合理权力，赋予其以相应尊严，那这个社会就无法治可言，甚至无秩序可言。这就是中外各国均让法官或承担类似职能的任务在社会上、当然也在法庭上高高在上的原因。法官的威仪旨在达成两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让法官明白自己的角色，从道德上约束自己。很多反对司法专业化的喜欢说，法官也是人。这当然没有错，法官不是机器，他有七情六欲，也有亲戚朋友。如果法官把这些激情带入司法过程，那就没有正义可言了。于是，政体设计者面临一个挑战：如何屏蔽法官的这些激情？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尊重他。尊重一个人，往往是约束一个人的有效办法，当然只是之一。一个人，让他高高地坐在法官席上，穿上法袍，这可以给这个人以一种强烈的暗示：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从穿上那身行头、坐在那席位上那刻起，他就应当成为法律的代言人。法官的威仪把那个人的肉身与法律的化身两个身份区隔开来，提醒他在法庭上尽可能摈除激情，以后一个身份行动。
　　另一方面，法官高高在上，也让当事人、让旁观者心里有底。当事人跑到法院，当然希望法官主持正义。法官要给予当事人以正义，就自然应当居于当事人之间、之上，而不能站在当事人旁边。只有当法官高高在上，当事人才知道，法官有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裁决。当事人知道，法官的威严不是行政官的威严。相反，当事人相信，法官越是威严，自己越有可能得到正义。
　　可以说，法官本来就应当高高在上，既在当事的各方之上，也在一切权力之上。因为，当他坐在法官席上的时候，他就是法律的化身，而法律是高于任何人的。当事人真正担心的是，法官虽然高高在上，但在情感上已经走下法官席，因为金钱的诱惑或权力的胁迫，而与另一方当事人勾肩搭背。当事人最害怕的是，法官虽然高高坐在法官位子上，但并不是法律的化身，不是自己可以作主的人，而是别人的代言人。比如，他回头还要向领导请示，向上级法院请示，或者由审判委员会作决策。这样的法官，把正义的输送过程变成了灰箱甚至黑色操作，输出的只能是不正义。
　　中国民众之所以经常对法官的判决结果缺乏信任，诉诸上访，恐怕就是因为，法官没有真正地做到高高在上，而总是低三下四，任人摆布。当代中国司法体制的症结不是法官高高在上，而是相反：形式上高高在上的法官，无法在精神上也做到高高在上，他没有办法做到不受任何干预、仅仅以法律为衡准在当事人之间、之上进行公正裁决。问题不是法官的地位太高了，而是太低了，随便一种行政权力就可以对法官吆五喝六。
　　目前不少司法官员张嘴闭嘴不离“群众路线”，并且首先拿法官的专业化、法官的职业尊严来开刀。然而，“群众”这个词本身似乎就缺乏法律的精确性和政治上的含混性究竟需要什么？民众期望于司法者是正义，而在个别案件中正义之实现，恰恰有待于法官之高高在上。民众其实明白这一点，所以，戏曲中，清官们出场总是有很大的排场。
　　实际上，对于不同权力部门的公职人员，民众有不同的角色期待。比如，对于民意代表，民众肯定希望、要求他到民众中，直接听取民众意见，把自己的意见带进民意机构，融入法律。明智的民意代表也会知道自己的这种责任。如果他穿上什么制服摆谱，那就属于不明事理。对于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民众也希望其听取民众意见，但这种期待的强度将会降低，因为行政带有专业性。更进一步，民众就不会期待一般公务员也深入群众，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专业工作，需要按照专业的逻辑。另一方面，警察上班就得穿制服，惟有这样，他们才能对民众行使强制权力。而一个具有威仪的医生，能够让病人及其家属心里有底。
　　法官的工作是政府部门中最为特殊的，他需要挖掘法律的精微之处，因而具有高度专业性；他的判决关乎当事人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因而需要郑重其事。所以，明理之人（reasonableman）不会期望法官的知识跟自己一个水准，或者抽着烟、喝着茶、翘着二郎腿审理案件。可以推测，民众都恐惧这样的司法大众化。
　　那些高喊司法“群众路线”的官员和专家，似乎没有意识到政府不同部门各有其不同的本性（nature），而错误地把仅适用于一个部门的原则，强行搬用到另一个部门。在行政机关内部进行公推公选，犯的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让法官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犯的也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那些真正应当深入群众的人，却无人督责其做到这一点。
　　当然，司法公正不是直接来自法官的威仪，要做到司法公正，法官的威仪背后需要一套确保法官独立审判案件的制度来支持。但是，如果法官没有威仪，那这个社会的司法体制肯定还没有上正轨。至于说法律应当与习俗、与民众的正义感保持一致，应当让民众更容易接受，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不论执行什么样的法律，法官都得有法官的样儿，不能是其他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