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研读经典，超越经典为广西大学法学院同学们而作

　　前几天01级的杨波同学和蔡希同学跟我说，希望我给他们所办的刊物写一篇文章，意在对同学们起到一个勉励的作用。起初有一些犹豫，觉得这件事我来做不太够格，但终于拗不过两位好心的同学，便答应了下来。可是究竟讲一点什么呢？我想起前年与左文同学有一个合作，成果就是后来登在《广西大学》报2001年11月26日第3版上的《创新：教育的灵魂》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表达了自己对教育的一些基本看法，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教育的灵魂是创新，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循着这个思路，那么我在这里谈谈如何做到这一点。
　　同学们走进大学，我想每位同学都会想到要有所作为，有所创新。何为创新？简明扼要地说，就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产生新的知识，形成新的认识。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难。要真正创新，必须具备主客观的条件，没有主客观的条件，创新的口号喊得再响，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我不想在这里谈自然科学，仅就社会科学而论，我认为中国社会近一个半世纪的进展，已经为当代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带来了契机。这就是说，在社会科学方面，当然包括法学方面，要进行学术的创造性发展，客观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问题在主观方面。对我们来说，主观方面我把它概括为读书、思考与写作。
　　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曾谈到做大学问的两项必备条件，一是要跟大师在一起，一是要有丰富的资料。这是经验之谈。程先生的意思很显然是说必须充分地占有文献资料并经大师指点才能实现学术的提升，进而有所创新。在今日信息化之时代，资料的收集已变得相对比较容易，问题在于如何跟大师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可以创造性地解读程先生的大师概念，也就是不将大师理解为“人”，而理解为“言”。经典著作就是大师。这一理解可以使我们超越于我们身边没有大师存在的苦恼。我经常强调要反复研读经典著作，其实研读经典著作就是与大师在一起与大师对话的最佳方式。在《创新：教育的灵魂》一文中我曾经介绍过一些政治哲学、法哲学的经典著作，其实每一个部门法，如宪法、民法、刑法及诉讼法等里面都有超越于历史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视之为思维的平地上拔起的山峰，它们俯瞰着思维的陋俗。当我们反复玩味经典著作而觉意味无穷的时候，当我们将经典著作看作一件艺术品仔细端详而忘却自身存在的时候，那么我可以说，我们正在走向经典著作之门。可是我经常问同学们，你们毕业的时候读过几本经典著作，大多数的同学回答是几乎没有接触过，绝大部分时间都被教材吞噬了。我一直对教材有着一种强烈的反感，盖源于此。教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们总是以绝对真理的口吻宣布真理，而不是以谦虚的态度来追求真理，这样就只会远离真理。
　　当然研读经典著作，并不是迷信它们，而是寻找到思考问题的一个坚固的出发点。记得还是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经常在校园里面见到自以为有“重大科学发现”的江湖术士，然而只要稍微有一点知识，就会发现他们的“重大发现”毫无根据，因此他们的努力也就毫无价值。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主要就是他们没有弄明白理论的源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思维的平地上早就有的拔起的山峰，因此他们就无法避免被当作陋俗的思维而遭俯瞰的命运。这种情形也经常发生在年轻的大学生们身上，恩格斯当年就曾经批评过德国一年级的大学生创造宏大理论体系的无知与轻率。我们只有将我们的思考架接到我们的理论前辈们思维的洪流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对问题的思考理路，否则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收获。
　　研读经典著作，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中国社会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带来的。比如，法学界很长一个时期里争论的法治问题，最近又提出来的政治文明问题，都是时代的发展提出的课题，需要深入研究才能从理论上回答的。我们研究经典著作，就是要从理论前辈们那里学习如何使问题得以展开其丰富的内涵的基本方法，并进而发展出理论，理论无非是对问题的解答。我这里特别要强调写作的重要性，写作是研究、思考的一个结晶，同时它也是进一步研究、思考的一个催化剂，我想有写作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鲁迅先生这句话的意义，“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感到充实，而我将开口，却感到空虚”。我们只有不断地将我们的所思所想写出来，我们才能不断有所进步，也才能真正架接起我们与伟大的前辈们的思维联系，从而完成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理论创造。
　　上面我从研读、思考与写作三个方面谈了自己对如何创新的一些认识，总的来说，就是要研读经典，超越经典。我将这八个字作为我这篇小文的题目。其实，最初在构思这篇小文的时候，题目不是这八个字，而是《在争辩中读书、思考与写作》。很显然，我特别强调争辩两个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读书、思考与写作并不纯粹是个人的事，毋宁说是一个团体的事，因为只有在一个团体中，学术的研究才能持续而深入地发展下去。因此我想在这里谈一谈学术人文环境的重要性。
　　毋庸讳言，我们广西大学的学术人文环境比较欠缺是客观存在的。据说在北大的图书馆附近的一条小路上，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生前经常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出现在那里，而凡经过者，骑车者下车，急行者放慢脚步，仿佛生怕扰乱了朱先生的静思似的，自然也有向这位伟大的人文学者以示敬意的意思。又据说在北师大，年近百岁的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每天与他的学生一边在校园里漫步，一边争论学术问题，于是又有大量的师生加入，形成北师大一景。我不知道我们西大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人文景观，但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学术人文环境的建设既是教师们的责任，也是同学们的责任。就同学们而言，你们可以通过建立读书会、组织学术讲座等形式来推动学术人文环境的形成，让我前面所说的学术经典成为我们经常研讨的对象，于是，“经常跟大师在一起”。事实上，北大、北师大等著名学府的学术讲座基本上都是学生组织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会形成一个学术的“公共区域”，或“场”，于是对我们形成“引力”，拉动着我们每一人的“表演”。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人是一个带着问题的存在物。这表明，在一个真正的人文学术环境中，绝对不是一言堂的，不是“一致同意的”，必然有观点的冲突与论争。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反争论的文化，这意味着欲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争辩的正常机制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太习惯于“一致同意”了，常常把自己包裹在“人云亦云”的无差别性之中，这种传统很不利于学术人文环境的形成，因此必须有意识地从这种传统中超越出来。我们要学会争辩，既要学会“求同存异”，更要学会“求异存同”，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更进一步，在这一基础之上，就有可能形成学术流派，学术流派很可能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我已经看到浙江有些著名学者在倡言“江浙学派”，我们身在广西，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为什么不可以在经过长期的学术累积之后形成“广西学派”呢？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我甚至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文化进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对于我们每一位“西大人”而言，当务之急是在学术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努力求索。所以最后我愿意将德国大文豪歌德的一句名言送给大家，也有与大家共勉的意思，这句名言是：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魏敦友
　　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
　　2003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