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袭警案罪犯也可以作为人来理解

　　最近几起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发生以后，网上出现不少同情施暴者的声音，有人认为这是在纵容暴力，呼吁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谴责和打击。到底该持什么态度，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因租赁自行车被警方盘查，讨问“说法”未果，于7月1日前往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场所刺杀民警和保安，致6死4伤。不幸的消息传到网上，有很多人为杨佳的行为叫好，称他为“壮士”、“好汉”、“义士”。这些人把自己经历过或想象中的受警察欺负的遭遇投射到此案中，把那几个死伤者视作警察系统的替罪羊，这从社会心理学上可以得到解释，但这不是一种现代法治的逻辑，说到底是一种恐怖主义逻辑。按照这种逻辑行事，很多人都会成为无辜受害者。
　　那些受害者是无辜的，我们应该为伤者祈福，为逝者哀悼，社会应该分担他们的亲人的痛苦。这时候去追究他们的自卫能力是一种苛求，每一个人在突如其来的暴力面前都有可能是无能者，民警也不例外。
　　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可能对施暴者予以同情。这个事件不仅对于受害者是一起不幸，对于杨佳本人和他的亲人也是一场悲剧。他年轻的生命眼看就要走到尽头，已经被撕裂过一次的家庭（单亲），又一次被彻底撕毁。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假如杨佳是一个精神病人，他的行凶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对于病人，我们的同情理所当然。从目前的情况，他更像是一个心智正常者。那么，按照正常人的逻辑，他在作出残忍举动之前，心里不知装满了多少阴暗和仇恨。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得到良好的疏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些还在好好活着的人，都欠死伤者，也欠杨佳，一声真诚的“对不起”。
　　那么同情凶手会不会纵容暴力呢？曾经流行一句话说，对敌人的善良就是对同志的残忍。赞同这句话的人认为，对坏人只有一种办法，就是鄙视、唾弃、打击、镇压，越坚决越好。从社会效果来说，就是加强对犯罪分子的震慑。我不怀疑威慑的作用，但是不认为这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的根源。只有深入体察犯罪分子的处境，才能真正了解犯罪的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
　　放大了说，这涉及到犯罪学上的两个问题：一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在法律判决之外，还要给予多大程度的人道与人权？二是死刑存废问题争论中的，恐吓对于预防犯罪能起多大的作用？对于第一个问题已有共识，犯罪分子也是人，应该得到包括同情在内的各种人道待遇。第二个问题，至少在学界，多倾向于认为恐吓不是预防犯罪的主要手段。
　　“71”袭警事件之后，上海警方立即加强了办公场所的保安力量，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同情杨佳不算悖乎情理，那么警方还应该检讨回应问题的渠道，整个社会还应该建立疏导心理郁积者的机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犯罪，让更多的杨佳正常地生活，让更多的无辜者免受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