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弱者如何寻求正义

　　今年“十一”长假第二天，重庆一客车发生自杀式纵火事件，造成27人死亡。警方认定，纵火者肖永华、张小亚夫妇也在事故中丧命。前者为出事客运公司副经理，后者在该公司做票务工作。事发前，因没有劝止亲属为养老金在公司吵闹，二人被领导当众宣布停职。据同事和死者留下的遗书反映，肖、张多次请求复职遭拒，随后购买汽油实施纵火。
　　我们注意到，在这起事件发生后，公安部对此事高度重视，随即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直接参与勘察调查工作。而胡锦涛总书记也批示“尽快查明重庆客车燃烧事故原因”，显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样的恶性案件常有发生是很正常的，但能够引起总书记的注意，除了事件导致严重伤亡以外，更重要的是总书记敏锐感受到的事件背后可能的原因。
　　这一事件，从广义的恐怖犯罪的含义来说，是属于恐怖犯罪事件。犯罪学中的“挫折攻击”论，被反恐学界用来解释恐怖主义的形成原因，而受挫感又来自各种社会不平等、阶级压迫、预设期望、短期障碍、地位不协调、相对被剥夺等因素。
　　重庆发生的自杀式纵火事件也没有超出专家提出的形成原因。在肖永华、张小亚的生活中，从原来有地位的国企工人变身为合资企业雇员后，养老保险被拖欠、告状历程艰难，还被粗暴停职，断绝了唯一的生路，靠400元生活费其实是无法维持生存的。对他们而言，具备了社会不平等、受压迫、被忽视等一切形成恐怖犯罪的条件。忍无可忍之下，他们失去了耐心，用这种极端方式来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实现他们自己心中的“正义”和解脱，而这尽管令人同情，却又是十分邪恶的它让27位无辜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社会秩序和正义受到了挑战、让善良人们承受了恐惧和悲痛。
　　除了少数中毒极深的邪教分子和心理变态者，要以自杀的方式杀人者，一定经历了一番心理上的犹豫和折磨。“就算肖永华写了检查，还是不能复职。”员工转述领导不同意复职的原因是，其岳父的事情还没有摆平。出事后第四天，网上出现了三份署名肖永华的遗书这实际上是我们没有看到的痛苦挣扎。已经两次离婚的肖永华写道：“我和老婆结婚才半年多，岳父的养老金问题本来就是我们公司无道理，从内心来说我是不想管。回家后一晚上睡不着觉，怎么想也想不通自己几十年来工作兢兢业业，而就因一件我主管范围以外的事，说下岗就下岗了令人心寒。”
　　这位我们今天已经定性了的罪犯，当时可怜地独自承着空前的压力和满腹委屈，他思考的结果是，要引爆炸药、与无辜民众同归于尽。
　　北大法学院院长苏力先生在分析古代复仇故事时说：“为什么越是古代，越会发生复仇的悲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没有公权力，没有国家政权来主持公道，公权力的不在场。”在遭受非正义侵害的情况下，一个人的选择无非两种：一是忍让，一是反抗，而反抗是忍无可忍的结果，特别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看到在今天的文明社会出现这种两败俱死的结果，要让弱者不与社会以死相拼，只有根本上是推进法治、发展民主，加大对于弱者保护的立法力度，避免一个小矛盾，引发一个大矛盾，再引发一个更大的矛盾，以至酿成大祸。当今中国，要降低社会安全风险，就必须认真解决一个个小矛盾。这样的机制包括媒体的及时接近和关注、国家救济途径及时和低廉的到达、社会保障的全面和充分，等等。在肖永华自杀式纵火事件之前，如果有独立而积极的工会维权、法院对救命钱能及时强制支付、劳动部门对企业不合理决定有适当干预，他们夫妇就不会那么绝望，这样的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
　　面对贫困、受欺辱和绝望的人们，我想起了美国总统的每信必复，地址是已经保持了二百多年的老地址：“President，UnitedStatesofAmerica，WhiteHouse，Washington，DC，20510”；也想起了在2005年，我们的温家宝总理饱含深情的七封回信透出对民众的热忱，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精心设计的制度：这个制度，能让绝大多数雇主和公务员都象也会流泪的温总理一样以人为本，而每一个象肖永华夫妇一样的人的诉求都有人关注、他们的处境都得到重视，而不是处处碰壁。
　　20071031，重庆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