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省委书记招贤背后的人事体制之弊

　　2007年3月27日，8名来自北京的博士后入湘从政。之前，2006年12月，包括这9人在内的15名博士后，给张春贤写了一封自荐信。2007年1月7日12日，湖南省委组成考察组再次去北京，对15名博士后的专业背景、工作能力、思想品质等进行了全面考察，经过双向选择，考察组最后建议引进9名博士后到湖南工作，现8名博士后已经在湖南的党政机关上任。（张春贤“招贤”，南方周末，20070419。）
　　博士后们来湖南工作，湖南是需要的。从人才战略来看，尽管此举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以后类似的人才并不是都通过向省委书记自荐方式引进，但此举作为地方政府的重大政治信号，对于树立起重视人才、求贤若渴的新形象也有重大意义。但是，这一事件，也反映了现行人才体制之弊。
　　首先，这种方式是通过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方式来引进人才的。这8名博士后分别被安排到省政府办公厅、国土资源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农业厅，以及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等地党政机关工作，担任副处级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他们之中，年纪最大为43岁的王志升，最小的是31岁的汤立斌。除在省厅的五位是副处长兼调研员以外，在各地区任职的三位，分别担任岳阳、株洲、湘潭三市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调研员，都是重要领导岗位。
　　可以说，他们的任职同样经过了严格的组织考察，是合格的；客观上，这还有利于打破过去论资排辈的人事体制，因而又是合理的。但是，另一个方面，这种特殊的人才引进和直接任命，是没有经过岗位开放、正常竞争的方式达到的。正如报道中所说，2005年湖南省1483名厅级干部中，具有研究生学历以上的184人，占12。41，20455名县处级干部中，具有研究生学历以上的886人，仅占4。33。和他们相比，9名外来的博士后实在太幸运了。
　　所以这里存在一个悖论：8位博士的任职，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博士后人才在中国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多数人难以获得这样的机会。
　　第二，说明中国人才的发展前途主要还是在“学而优则仕”。此次引进的8位博士后都选择了担任“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为什么几位博士后愿意来湖南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创业”，但并没有选择湖南的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而是所有的人最终选择了到党政系统工作，这与现在公务员热的大背景有关，据《南方周末》的文章称：2006年，北京博士后联谊会发布的“北京博士后就业调查报告”称，70至80的博士后希望到政府机关当公务员。
　　这次已经上任的8位博士后，一来湖南就成为高级公务员，对个人的发展来说，这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创业，如果说是创业，也是起点很高了。熟悉中国学术体制的人都知道，假设仅仅是博士后而没有高级职称（对8位博士后的职称情况报道没有介绍，只是指出有人担任过兼职教授或者大学教师），如果要走学术之路，正常情况下至少要5年以上才能取得正高职称，大多数情况下需要8年以上才能取得正高职称。何况即使他们要同时担任专业工作，在党政领导工作的任上，解决高级职称要有更多的方便领导干部到学术单位直接任教授已经不泛先例。所以，8位博士后没有选择湖南的学术单位，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现行学术体制、科研体制没有得到高级人才的认可；而个人的学术地位也难以得到与行政职位相似的社会认可。
　　8位博士后的任职其实正是我们国家人才引进与任命方式的常态：虽然《公务员法》对普通公务员的选拔录用做了严格的规定，但是领导干部的任命就是可以例外的，因此，这种引进和任命是不需通过岗位开放而竞争上岗的，所以，所谓“打破常规”正是因为我们存在一套不合理的常规。另外，对个人而言，在党政系统任职，是在现行体制之下的理性选择，因为大多数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种“理性”所反映的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的心态，却令人担心，因为这不利于形成人才在整个社会的合理结构，也说明党政干部事实上在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特殊优势的地位，这不是民主社会的正常情况。
　　这样看来，8位博士个人之幸，恰恰让我们放大了现行人才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问题。我们在祝福和期待8位博士一路好走的同时，也当期待国家人事体制的破局，这不仅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权利和公平待遇，也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2007。5。20，湘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