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逻辑

　　一、引言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总结40年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成功经验，尤其需要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中，从不同的方位或视角讲好中国故事。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实践，确定无疑地证明了中国特色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性。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进行了描述和总结，有些限定在特定的专业领域，也有的试图做出全过程的叙述，还有的是就某一类关键问题进行研究。然而，这些研究主要的缺陷是把西方主流理论套用于中国，以某种既有的圭臬比照中国实践，用新古典教条解释中国经验。
　　本文的宗旨是避免盲人摸象式的把中国经验碎片化，立足于把握和提供一个尽可能逻辑完整的阐述和分析框架。
　　二、计划经济下错失的趋同机会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依然实现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在19531978年期间，中国的资本积累率平均达到29。5，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历了人口再生产模式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阶段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随后，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生育率开始了下降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降低，意味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即潜在的人口红利逐渐形成。一方面，伴随着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剩余劳动力被转化为一种廉价的生产要素，在开放条件下可以体现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还构成一系列其他有利于增长的因素，可以支撑赶超型高速增长。
　　然而，计划经济却不能完好地解决经济增长必要的体制条件，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有效激励。在传统经济体制模式下，排斥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无效率，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活动的微观无效率，没有奖惩制度伤害了工人、农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改革前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在于，一系列体制因素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并且与无效的激励机制互相锁定，导致低下的生产率和增长表现，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斯彭斯认为，全球经济大约在1950年开启了一个大趋同的时代。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错过了这个赶超发达经济体的机会。
　　三、改革开放的逻辑与过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农业中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的改革，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问题，并且在农户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相应赋予和逐渐扩大了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权。这一变化大幅度增加了城市农产品供给，为几年后取消粮票制度创造了条件。
　　类似的改革同样发生在国有企业。1978年企业恢复奖金制，实际上是关于工资制度的放权和改革，解决的是职工劳动激励问题，涉及的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
　　概括而言，作为城市经济改革核心的企业改革，主要沿着三条主线进行：第一，从赋予并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逐步构造有活力的经营主体，最终落脚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改造。第二，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最初的改革以国家向企业让利为特征，增强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责任，调整了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第三，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抓大放小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竞争压力和经营动力。
　　从产品的计划定价到市场决定价格，从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到市场自由交易，从生产要素的统一配置到通过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所有这些关键性的变化都是通过双轨制形式，即计划轨道与市场机制的渐进式过渡，以及前者与后者的消长实现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总体来说，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转而承担通过再分配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
　　对外开放与上述经济改革过程，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推进逻辑上的一致性；（2）在时间上是并行不悖的；（3）从效果上看是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4）推进方式是相同的，即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
　　四、在改革开放中兑现人口红利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一系列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做出的预期。许多研究者没有看到中国改革方式与改革出发点，即以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为导向的特点，以及以就业扩大和劳动力重新配置为核心的发展路径，因而具有分享型经济发展的特征。
　　作为一般性的增长条件，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以及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起的超出同等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都只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开始得到释放，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正是中国经济具备了这种潜力，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兑现人口红利，可以形成较高的潜在增长率，进而实现较高的实际增长率。
　　首先，处在低位并且持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的贡献。再次，按照生产率提高的原则，无论是新成长劳动力还是长期积淀的城乡富余劳动力，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创造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劳动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
　　可见，中国40年的高速增长绩效，是改革开放激发出特定发展阶段上要素禀赋优势的结果，也就是说，通过改善微观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号、发育产品市场、拆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以及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和竞争、开拓国际市场，把人口红利转化为这一发展阶段的较高潜在增长率，并实际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
　　最后，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就业趋势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促进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城乡就业的整体扩大、劳动力配置结构的高度化，以及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就业的平衡增长。劳动者收入得以大幅度提高，实现了城乡居民对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参与和分享，赢得了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支持。
　　五、发展新阶段与未竟的改革任务
　　多数经济学家承认，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历程中，主要进行着两个重要的转变在体制模式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增长类型或发展阶段上，从二元经济发展向新古典增长转变。在现实中，与这两个过程贯穿在一起的，同时还发生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变，即从高生育率阶段到低生育率阶段的转变，并持续稳定在后一阶段，带来诸多新的变化。
　　审视当前和展望未来，改革的重点、难点、推进方式甚至取向，也应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随着人口红利加速消失，中国经济进入到以增长速度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速为特征的新常态。一方面，随着中国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向生产率驱动；另一方面，越是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臻于成熟、定型的阶段，改革的难度将会越大。只有通过深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保持合理的潜在增长率，实现中高速实际增长，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逻辑表明，改革红利终究会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改革的顶层设计，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现实的改革成本，以及分享预期的改革红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沿着报告指引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一定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