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以“效率”为名的社会沦丧：重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市场逻

　　摘要
　　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成本效益的效率分析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它往往只是考虑了当事者的个人利益甚至是个人的短期利益，而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损失以及可能带来的后续效应。譬如，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也基于理性分析为止辩护，但正如李斯特指出的，马尔萨斯“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会发生一种违反自然的作用，从而毁灭道德和力量，这个方法简直是可怕的。
　　一、引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致力于将理性选择分析框架拓展到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带来了众多“新颖”而又“片面”的论断：一方面，理性选择框架得出了众多新颖性的结论，乃至一些长期以来为社会道德贬斥以及为法律禁止的行为也被证明是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如人体器官买卖、毒品买卖、婴儿买卖、奴隶交易以及性交易等；另一方面，基于更深入的剖析则就可以发现众多的论断都潜含明显的片面性和无伦理性，乃至会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构成严重冲击和危害。事实上，无论是婴儿买卖还是性交易等，尽管从经济学的分析思维似乎是有效率的，但是，这种有效的市场成果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却明显危害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因而长期以来都属于被禁止的交易。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指出，“如果自由对买者是可以估价的，它对于卖者却是无可估价的。”在这里，婴儿以及奴隶等的买卖市场同样也是如此：富人对婴儿或奴隶可以有一定的估价，但对婴儿或奴隶自身的损失却是不可估计的，对那些在特定困境下被迫卖掉孩子的父母来说，损失也是不可估计的。其实，现代社会的一个共识就是，像婴儿、器官、毒品以及人身等都是不能商品化的。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来说有效率的市场成果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却难以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涉及到市场所滋生的堕落效应，这也是长期为经济学家所忽视的市场失灵。
　　二、违背“合理价值”的市场失灵
　　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热衷于采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进行市场化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但其中潜含了深深的理论缺陷，并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基于交换的成本收益分析根本上是针对交易当事人而言，源于马歇尔开放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但是，任何法律制度变迁和设计都不会局限在当事人身上，而是与其他社会成员有关，这就必须考虑当事人之间交换产生的外部性问题，涉及到对既有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和瓦解。很大程度上，市场效率与某些物品的“非商品化”特征之间也反映出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一些交易从市场运行本身来说似乎是有效率的，但对社会发展却是极度不利的；相应地，如果放任这种交易的进行，就必然造成社会伦理的式微和社会秩序的解体，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失范状态。由此，这就带来了新的思考：究竟应该以社会合理价值来审视和反思现代经济学的分析结论，还是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来审视和重塑现代社会价值和法律道德规范？
　　美国老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康芒斯曾强调，社会“合理价值”是审视市场成果的可接受性以及市场运行的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如果市场交易所促进的东西不符合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那么这种市场也就不是合理和有效的。同时，“合理价值”往往又是法院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的，因而对市场交易的判断应该置于法律框架下。正是基于法律框架下的“合理价值”视角，现实世界中自愿交换的运用范围往往受到严格限制。例如，汽车经销商不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没有质量保证的小轿车，航空公司不能低价出售易出事故的飞机的机票，医生不能以廉价提供恶劣的服务，工人不能以同意低于标准的工作条件来换取更高工资，餐馆不能拒绝服务特定种族或肤色的顾客，保险公司不能区别对待男女性顾客，刑事犯和受害者不能达成补偿契约而免受法律惩罚。相应地，人们不能出卖他们的眼睛，不能出卖他们的孩子，不能出卖他们的户口、公民权和选票；同样，不同目标功能区的土地不能跨地区交易，宅用地和农地之间不可以交易，排污权也不应交易。
　　当然，“合理价值”的内涵往往随着社会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性。1819年，在英国推出监管童工的奥索法案时，很多反对者都提出这样的质问：儿童及其父母都需要工作，而企业主也像雇佣他们，为什么要受到限制呢？按照市场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个法案显然是对合同自由神圣性的玷污，也是对自由市场基础的破坏。相应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欧美第一次推行严格的童工监管制度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制度违反了自由市场原则。但试问：在今天，有谁还会认为限制童工是错的吗？张夏准写道：“今天，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富国，即使是最忠实的自由市场拥护者，也不会将重新启动童工作为他们打你宣扬的市场自由化建议的一部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因为“合理价值”内涵发生了变化，因而人们观察和评判同一现象的视角发生了转移。张夏准继续写道：“如果你相信儿童不必工作的权利比工厂主想雇佣谁就雇佣谁的权利更重要，那么你就不会认为禁止雇佣儿童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侵害。如果你的想法恰恰相反，那么你就会看到一个‘不自由’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又在被误导的政府监管政策的束缚之下。”
　　观察人类发展史，我们就可以全面地认识到人类观点的变化，看到“合理价值”的演进，进而也就更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时代的禁忌和约束，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社会规章的变动。张夏准同样举了大量的例子。例如，规定汽车和工厂排放标准的环境管理条例在推行之初，许多人都将之视为是对自由选择权的严重侵害。他们质问道：如果人们想开大排量的汽车，或者如果工厂发现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方法更有利可图，政府为何要阻滞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但显然，目前却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社会共识：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就必须受到限制。同样，直到20世纪初，欧美社会的劳工每周工作时间还在60小时左右，当时美国最高法院还裁决纽约州一项限制面包店工作每天最多只能工作10小时的法律违宪，因为它“剥夺了面包店工人想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的工作自由”。但显然，目前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法案已经在西方社会得到普遍推行。因此，即使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市场的设计和推行有助于社会总效用的提高，但是，只要这种行为和制度违背了社会公认的“合理价值”，进而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危害，那么也就是明显的“市场失灵”。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仅仅关注市场“运行”中效率欠缺的失灵，而忽视了市场运行中违背“合理价值”的失灵；进而，还以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分析来重塑法律和道德，乃至重新为那些已遭否弃的不人道行为进行辩护和“正名”。显然，这种现象充分表现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社会分析之中。林立就写道：“波斯纳的主张却是，一旦到了某个程度，该法律要保障的权利不再会产生符合经济效率的结果，则这个法律及其保障就应该立刻被丢进垃圾桶。这足以证明波斯纳对法律的诠释是错误的，或至少是说他所要的是提倡一种革命性的新法律观。”之所以产生如此不人道的分析论断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根本上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往往陷入一种“市场神话”之中，无法跳出市场效率维度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社会问题。张夏准写道：“如果某些市场看起来自由，那只是因为我们完全接受来了支撑市场的规则，因此，这些规则也就被人们视而不见了。”
　　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如此相信“市场神话”，又在于它基于数理逻辑而创立了一种逻辑化市场；相应地，它就没有考虑到市场本身的不完全性以及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从而必然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诺思就写道：“新古典理论的工具理性式的基本假设认为：行为人拥有正确选择所必需的信息，能正确地评估各种备选方案，因而能作出选择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事实上，这种假设所暗含的是：存在着一套特别的制度与信息。如果制度的作用纯粹是被动的，它们不能约束行为人的选择，并且行为人拥有作出正确选择所必需的信息，那么工具理性假设就是一个正确的基石。但另一方面，如果行为人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他们凭借他们的主观模型来引导选择，那么程序理性的基本假设才是发展理论的基本基石”；“工具理性假设是在西方世界高度发达的、有效率的市场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并且，它在分析这类问题时成为了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这类市场是以很低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交易费用这个例外条件为其特征的。我认为用这样的行为假设完全无法分析当代以及历史上的大多数市场。而在另一方面，程序理性假设不仅可以解释从古到今大多数的不完全与不完美的市场，还能引导研究者们去探究这类关键性问题：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市场的不完美？”
　　三、违背“合理价值”的案例审视
　　2016年初，一段“女孩在医院怒斥票贩子”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所有的票贩子安排我们排队，却把他们自己人排在前面，后面的老百姓都不敢吱声，保安去哪里了”，“300块钱的号，他要4500，我天”。据报道的具体情形是：1月18日晚，女孩在医院门诊下班后就开始排队，排了两个多小时后一个号贩子忽然加塞到队伍的第一个，女孩怒斥号贩子插队，结果被号贩子摔坏了手机；等到女孩上前时，挂号室工作人员跟她说没号了；但她退出来后，发现旁边那队里站在她后方位置的一个人随后却排到了周医生的专家号；有些生气的女孩就去拉挂号室的门，却被保安拦出来，因而报了警；在等待警察的过程中，女孩就开始指责号贩子、医院和保安。另据记者调查，号贩子对一般专家的号收300元至500元“服务费”，对知名专家的号所收的服务费则达2500元。视频曝光后，网友大多称赞女孩的行为，并主张加大力度打击倒卖票号的行为，以及查处医院某些人的利益输送行为；同时，国家卫计委也责成市卫计委调查，对医院工作人员和号贩子里应外合严肃查处。
　　在一片哗然声中，“经济学家”王福重却写了篇《全社会都该感谢号贩子》，宣称号贩子做的是正常生意，从低买高卖中赚取差价，这就如炒股、摆摊一样，“号贩子，是侮辱人的称呼，还是叫看病中介好。尽管名声不佳，但他们缓解而不是加剧了看病难，并且指出了看病难的解决方向”，“排队机会成本高的（大老板），身体不好不能长时间排队的（老人），以及突发急症必须看专家的，这些人对价格不敏感”，“你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否则，为什么生气？如果亲人的病真的那么急，那么重，为了救命，还在乎4500块钱？”因此，“号贩子的作用，就是显示专家号的稀缺程度，也就是真实价格。他们让那些真正需要看专家的患者，看上了专家号，让那些不那么急迫的，不需要看专家的，不看专家，专家号实现了其存在的目的。善莫大焉”。那么，这位“经济学家”为何有如此奇谈怪论？他所谓的理性分析合理吗？很大程度上，王福重为号贩子辩护，也正是基于狭隘的市场效率原则。问题是，门诊号果真可以自由交易吗？
　　我们可以对王福重所依据的理据逐一进行剖析。（1）他以为号贩子的行为可以促进资源更有效配置，可以调节医院门诊的供求。但殊不知，任何关系人们基本需求的物品，只要具有较强的稀缺性，市场配置必然会产生囤积居奇行为，从而进一步加剧稀缺的程度，这是号贩子“服务费”如此之高的关键。（2）他以为在市场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并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殊不知，市场机制的效率原则必然首先会满足富人的需求，这是富人认可号贩子的根本原因。（3）他认为富人可以通过出高价而优先获得看诊是正义的。但试问：这不是赤裸裸地宣扬富人生命更高贵吗？而且，这是在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公立医院。（4）他以为人们之所以生气，关键在于自己的需求并不紧迫。但问题是，在号贩子垄断门诊号的情况下，穷人即使得了重疾，也可能交不起如此高的“服务费”而遗误就医时机，而原本他们是可以通过及早排队获得就医机会的。（5）他赞赏号贩子是调节价格的看病中介。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中介都是有利于社会的，有的会起到信息传播和协调作用，有的则是凭借特定资源进行垄断，这就如政商关系中的掮客一样，显然需要根除。（6）他的分析还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理论误区：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盲从科斯中性定理，认为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市场交易可以使得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但实际上，考虑到因财富差异造成的交易能力，现实世界中的资源配置并不是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的，相反，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因为富人比穷人往往更能承担交易成本。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票贩子行为的问题以及反思这些经济学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几则行为经济学大家萨勒给出的几则行为实验。实验1。广受欢迎的椰菜娃娃已经断货一个多月了，某商店在圣诞节前一周发现了库存中的一个椰菜娃娃，准备通过拍卖方式出售，那么，这行为公平吗？74的被询问者都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商店试图尽可能从绝望的父母身上攫取财富，而最终也会由富人家庭获得，而一个穷人家庭的小孩可能正更加热切地等待这个圣诞节礼物。当然，如果商店宣布将拍卖所得货币捐献给某慈善机构，那么，就有79的人认可这种拍卖行为。实验2。一个小镇流感肆虐，但全镇只有一盒感冒药了，此时如果药剂师准备拍卖这盒药，那么这种做法合理吗？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种做法，即使将拍卖所得捐给慈善机构也是如此；究其原因，这种行为使得药剂师尽可能敲诈那些陷入困境的人，而且最终由富人获得医疗。当然，一些经济学人辩解说，很多奢侈品也是拍卖的并由富人所得。问题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医疗保健并不属于奢侈品，而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要对一个行为和事件的合理性进行批判，我们还必须考虑事件的性质，而不能简单地类比和等同，乃至将号贩子与房产中介、金融经纪人等量齐观。
　　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狭隘的认知思维和理性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推崇市场机制和帕累托效率等，从而对社会大量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往往变得熟视无睹。譬如，以广为中国经济学人所推崇的美国私立大学的自主招生情况为例：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本校利益，美国私利大学大多对招收那些捐赠者、校友的子弟以及某些特殊才能者具有强烈偏好。例如，哈佛本科录取率不到一成，超过一半的SAT满分者会被哈佛拒绝，但424位校资源委员会（COUR）会员（即捐款100万美元以上者获得的资格）的子弟中有至少336人被哈佛录取。非盈利媒体ProPublica的编辑DanielGolden在2006年发表的《入学价格》一书就指出，哈佛大学的资源委员会成员名单中包括了400多个最大的捐赠者和潜在捐赠者，这400多名大亨中（包括没有子女或年龄太小、孩子还未到大学年纪的）有超过一半人至少有一个孩子被送入哈佛。例如，特朗普的乘龙快婿库什纳就是由于其父亲向哈佛捐了250万美元而进哈佛的，虽然他的平均成绩（GPA）不够格，他的大学入学考试（SAT）分数不够格。同样，一项针对30所知名大学入学申请的最新研究发现，向父母亲的母校申请入学的申请者获得入选的平均几率是与该校毫无渊源申请者的7倍。实际上，美国常青藤学校中，有30以上的名额是留给这些“专门对象”的。事实上，我们纵观美国名人的子女，哪一个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如小布什兄弟及其女儿、克林顿的女儿、奥巴马的女儿以及特朗普的儿女。而且，即使国外政要的子女，大多也是进入美国这些名校。
　　然而，西方名牌高校招生中的这种“潜规则”甚至说是明目张胆的学位买卖行为，却受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和支持。其理由是，这是公开的市场交易，并且符合所有相关者利益：第一，学校获得大量捐赠而得以高薪聘请教授，从而有利于提高学校地位和持续发展；第二，捐赠者和校友子弟也获得名牌大学的教育，进而以此为资本而拓展商界和政界的社会关系而延续和壮大家族；第三，其他那些SAT考神和灌篮高手可以接受高水平教授的授课，并与有钱人为同学而提高了未来的职业前景。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上述分析恰恰体现了现代经济学思维的局部性和短视性，没有基于更广视角考虑问题，仅仅关注可见的当事人之利益，却根本没有看到其他潜在者被损害的利益。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追问这样一些问题而获得认知。第一，如果这些高水平教授没有因高薪而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学，而是分散在更多大学中，试问：这对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究竟是利还是弊呢？第二，如果名牌大学中有限的学位不应被这些富家子弟和关系户而占有，而是能够分派给更多天资聪明而勤奋好学的穷家儿女，试问：这对整个社会的好学品质的引导和激励究竟是利还是弊呢？第三，如果富家子弟不是集中在少数名校而是分散更多大学中，从而与更多的莘莘学子为伍，试问：这对整个社会的流动究竟是利还是弊呢？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唯利是图”的招生政策，使得那些少数名牌学校、富人子弟以及进入这些高校的穷家子弟受益，却堵塞了更多优秀的寒门子弟进入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降低他们与社会上层人士接触的机会，从而导致社会圈子化现象日益严重，进而导致美国社会迁移率的停滞。
　　四、结语
　　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成本效益的效率分析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它往往只是考虑了当事者的个人利益甚至是个人的短期利益，而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损失以及可能带来的后续效应。譬如，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也基于理性分析为止辩护，但正如李斯特指出的，马尔萨斯“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会发生一种违反自然的作用，从而毁灭道德和力量，这个方法简直是可怕的。这个学说企图毁灭人类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造化用来激励人们发挥身心力量、激起并支持人们高尚感情的最有效手段，人类所以有进步，主要就是由于这种愿望的存在。这个学说将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它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即使眼看着一个人挨饿，也应该不闻不问，因为假使给了他饮食，三十年后也许另有一个人要因此处于饥饿状态。这个学说足以使同情心化为乌有，又的只是机械核算，也就是说，足以使人心化为铁石。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他们的一腔热血都化成了铁石心肠，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最后还有什么指望呢？到那个时候，道德势必完全摧毁，一切生产力因此势必完全消失，国家的财富、文化和权力也将不复存在”。〔11〕尤其是，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分析思维拓展到生活世界领域，它进一步混同了不同研究对象所对应的不同研究方法，以分析个人行为的理性选择框架来分析公共领域的制度问题，从而就潜含了更为严重的工具主义谬误。
　　注释：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卷第2章。
　　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林立：《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12页。
　　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149页。
　　“经济学家：号贩子善莫大焉全社会都应感谢他们”，http：mt。sohu。com20160128n436221095。shtml。
　　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概念是价值无涉的吗”，《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
　　泰勒：《“错误”行为》，王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4章。
　　“川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是如何奇怪地被哈佛录取的？”http：news。ifeng。coma20171105529842660。shtml。
　　李慧翔：“美国大学招生有哪些“潜规则”？”http：news。youth。cnjy201510t201510087184830。htm。
　　〔1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4115页。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主要内容载《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和《政治经济学报》第1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