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人口管理的异化与阶层正义

　　2010年，时为外来人口兼北大博士生的我曾感慨80后生存处境而作文《我们都是城市的蚁族》（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53195。shtml），呼唤蚁族的自主奋斗精神与城市的制度宽容。然而，现实似乎越来越“骨感”。
　　2017年北京的寒意有些凝重和特别，“低端人口”清理行动成为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阶层正义事件。所谓低端人口，就是外来的、从事低端服务业的低收入群体，他们往往聚居在城市比较脏乱差的群租房中，严格控制房屋租金支出，换取对个人及家庭的原始积累。这是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生存之道，是其经济理性与家庭责任意识的体现。与那些坐吃山空的官二代、富二代以及坐等福利保障的懒汉相比，他们其实更能代表共和国所肯定的劳动美德及劳动正义。然而，仅仅根据是否有户籍和是否具有中产以上正当职业来划分人口等级，采取排斥行动，无论是人权法治层面，还是共和国的阶层正义层面，都属于缺乏正当根据的失策行为。
　　与清理行动相对照的是民间社会的舆论和集体行动：其一，在网络空间甚至正规媒体上连续出现关于“阶层正义”的讨论，呼吁当局改变对“低端人口”的歧视意图与行为，回溯共和国的阶层正义初心并加以整改及保障；其二，民间组织及义工群体自发提供短期救济和帮助，为“低端人口”有序退出提供支持；其三，学者及社会名士联名上书，以请愿形式寻求政策回转。对此，北京市政府有一定回应，并承诺提供更为宽松的临时安置措施与过渡性安排，甚至中央权威媒体亦有介入及批评，但清理行动的基本方向和力度并未明显改变。
　　这一次的低端人口、市民社会及政府的三方互动，显示出政府的绝对强势，显示出协商民主决策的结构性失衡，显示出全面依法治国的规范乏力。抗争是有的，对人权、法治及阶层正义的诉诸是有的，官方的回应也是有的，但不够有力，很难真正弥合官民分歧，很难重塑官民对共和国阶层正义的共识与信用。
　　官方的理由是群租房的安全问题，并借助大兴区火灾事件开展清理行动，但这样的理由很难服众。更进一步的理由可能是北京作为大规模国际化都市，需要清洁空气、适量人口、高端产业及通畅交通，从而需要结构性疏解人口，于是出现“谁要离开”及“谁先离开”的问题。雄安新区、通州副中心之类的规划是同一类措施，转移的可能是偏于“高端”的人口，这种转移有着全套的保障性政策。但对于低端人口的转移基本没有任何保障，而是简单清理。这种高低分治的政策，在政治象征意义上破坏了国民对共和国执政正当性的信任，破坏了社会主义革命对低端底层人口的教义设定与保护承诺。在网络空间流传的多种“段子”中，常有“低端人口毛泽东的故事”（三眼井的群租房、北大图书馆的临时工、极低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以及北大教授们的傲慢冷遇等）之类的文字，这是曾经的事实。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革命成功及政权，在根本政治伦理上是坚持一种底层大众的正义，这才可能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进行民意争夺与政治决战。
　　缔造共和国的这场革命本就是社会“边缘群体”寻求政治联合及自我解放的政治史诗，推崇的是不问出身、贫富的平等主义哲学，是一种穷苦大众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这场革命的目标在于缔造一个人人平等、人人享有自由发展机会、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这本是一个严格的自由平等的共和国，是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虚伪法权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其核心特征在于：第一，共和国内无君主，官员依赖民意及公共选择而承担权力职责，以服务公众利益为根本目的，不得谋求个人利益及永久权力；其二，共和国内无贱民，人之生命在道德意义上具有绝对平等性，具有在共同体内自由获取知识、资源及发展机遇的正当成员权利；其三，共和国的政治核心任务在于提供人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检讨和改进不公正的制度及政策，凸显公共服务的政治本质。
　　这场清理运动还存在“间接受损者”：北京普通市民。某种意义上，市民与外来人口确实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比如前些年围绕外地户籍子女入学资格问题，就有市民公然叫板，认为外来人口挤占市民福利和资源。还有流动摊贩对店铺生意的冲击之类，包括交通、环境污染、违法犯罪等等。然而这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是非主要的方面。可能大部分市民并不一定排外。相反，外来人口从事的低端服务业，比如建筑、装修、快递、餐饮服务、家政服务、足疗保健等，有效弥补了城市劳动力在这些工作领域的缺口，提供了较为廉价便利的服务水平。可是，清理行动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使得这些低端服务业规模化萎缩，快递变成慢递，理发价格上升，买菜消费更不方便，市民平均月支出一定会呈现结构性增长。如果经过精密核算，清理行动对市民“微生活”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超过正面收益。但普通北京市民在这一场不直接关乎自身命运与利益的整治行动中似乎缺位失语了，甚至有风言风语的无知噪音。
　　这次行动也显示了中国“重新阶层化”的社会变迁与精神演变。当然，客观而言，正常现代社会必然是分层的，阶层间流动也会呈现放缓甚至停滞，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常态。这是市场化及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即便是再公平的的竞争，也会出现成功者和失败者，也会出现高端与低端。这是自然社会事实。但阶层正义拷问的不是这种自然社会事实，而是政府与制度如何回应和管理这样的事实，以及如何对低端人口进行服务与支持。清理行动的简单粗暴表明，执政者对“服务型政府”的现代理念及其治理技术尚未“走心入脑”，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美好生活”尚未有合格的政治理解与吸纳。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一曲“北京欢迎你”传唱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举国皆为这一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点赞。人们无不以为，这里的“你”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不论出身、信仰及社会地位，皆能在年轻力壮之时“闯”一下北京，做一回京漂，成功了就顺利买房置业，成为“京民”，失败了也会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知识积累，主动打道回府，无怨无悔。今天，这个“你”似乎结构性排斥了“低端人口”，这是对北京精神的自我背反。人类精神史上常常会有这种扭结背反的精神偏差现象，但长时段来看，肯定会被历史与人民所否定及纠正。
　　北京之为北京，绝对不只是户籍北京人的北京，而是全中国人的北京，因为北京之为首都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与资源，乃是中国近现代“低端人口”奋斗牺牲流血革命的成果，以及北京的种种发展与兴盛，乃是外来人口以共和国合格劳动者之美德与自主精神贡献其中的产物。北京市民对北京的看护与管理，以及政府的管治，乃是有着全体国民政治委托的内在契约性约束。万民分布国家各处而部分人集聚京城，乃是对这种共和国“公共财产”的合理分享，以及对京城“共和王道”的内心顺服。
　　借着十九大“新时代”的东风，对共和国之城市治理的种种落后思维、野蛮措施及粗暴手法，应当予以正本清源的思考、批判和调整，真正达成“共和国内无君主，共和国内无贱民，共和政府有服务”的理想政治状态。如此，国民才可归心而惬意，万邦才能心悦而诚服。
　　（原载多维新闻网2017年12月3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