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文化台独是一种文化自残

　　近期民进党政府推动的课纲改革大幅度削减文言文，这不是什么国文现代化运动，也比附不上大陆曾经的新文化运动，而是一种本质上的文化台独行为，是严格的“去中国化”政策导向。台湾曾经以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及中西会通而自豪，也一度成为海内外华人瞩目的文化灯塔，马英九2012年胜选演讲中还在大谈特谈台湾文化的多元优越性，但受到本土民粹主义和台独运动的强势干扰和破坏，这一长期努力形成的台湾文化形象正在被毁弃，形同文化自残。相反，大陆尽管历经文革，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和解与文化复兴不断加速进行，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逐步培育及扩展。中国文化在海峡两岸的命运沉浮，让人唏嘘不已。
　　以民主多数强行干预文化传统与文化政策，是一种文化暴政，并不因其来自所谓的“多数”而豁免其文化罪性，自动生成正当性。这其实将逐步而根本性地削弱台湾的文化根基、吸引力与创造力，最终可能导致台湾文化经由台独式的“本土化”而荒漠化，丧失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而畸形寄生于台湾偏狭的本土文化和西方民主文化的奇特糅合之上。台湾新儒家李明辉曾深以为痛而发出台湾文化危机的慨叹，以一首《乡愁》名震两岸的著名诗人余光中也挺身而出维护文言文。
　　事实上，白话文运动是20世纪中国革命激进主义的文化现象，其正当性正在遭受质疑和修正。台湾为了台独苦心孤诣，甚至引述新文化运动大师胡适的片言只语作为张目，却不知胡适一代人面临国破家亡之时代惨痛而将责任归咎于文化，既出于爱国热忱，也有着文化短视。偏偏，民进党摘取的就只是胡适的文化短视。连革“文言文”的命都要别别扭扭地从中国20世纪的白话文革命运动中寻求理据，可见台湾要塑造一种与大陆无关的“清清白白”的台湾文化，只能是一种“无法完成的不可能任务”。
　　就像民进党的“用爱发电”逻辑一样，一系列的“去中国化”政策也藉着“民主”的名义大张旗鼓，毫无节制，也毫无文化羞耻。尽管台湾有着民主宪制的制度外壳，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衰落及无能，以及民进党的一党独大，其起于南部基层和草根的民粹主义之恶开始通过制度程序不断发作和放大。
　　这里触及一个深层次的政治哲学问题：多数主义的民主就可以正当地决定一切吗？如果是这样，大陆的文革式的“大民主”就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及后来20世纪的多场激进主义革命的理性反思，人类已经基本同意：民主不能破坏共同体的生活伦理与个体的基本权利。这也曾经是潘恩与柏克的核心辩题：一代人如何自我立法？如何约束下一代？潘恩认为每一代人都能自由立法，自主命运，于是陷入“不断革命”的怪圈。柏克则认为每一代人都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而是生活于“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组成的历史秩序之中，有高于并支配着每一代立法权的“宪法”（constitution）存在。潘恩的理论是激进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可以解释革命的正当性，但无法论证宪法的正当性及其代际约束力。柏克的保守主义理论则成功解释了宪法的代际约束力、可持续发展伦理及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秩序原理，起到了节制革命、促成改良的历史功效与观念清理。在激情褪去时，回望潘恩与柏克，柏克的保守理性及其光辉形象得到后世长久景仰与回溯。
　　民进党2016年执政后，以“转型正义”永久封杀国民党，造成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条件，同时以“文化台独”配置台独政治社会基础与意识形态体系，以“离岸自主”及“新南向”替代“九二共识”及“两岸和平发展”。然而，世界历史跟“台独梦”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封杀国民党使台湾民主政治丧失基本活力与制衡理性，沦为“多数人暴政”；文化台独使台湾人整体文化素养下降，文化认同与创造力趋于虚浮，严重自残；离岸取向与新南向撞车“一带一路”，了无生机。
　　未来两岸关系似乎已被民进党带入“死胡同”：国民党为求政治生存更加本土化，成为“台湾国民党”；民进党绑死台独及受制于青年世代压力，政策无从调整；九二共识被“软埋”，导致和平统一前景黯淡。这些背离九二共识与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冲动乃至于文化自残行为，是在实质性破坏两岸政治互信与和平的基础，而促成大陆之《反分裂国家法》的适用条件之成就。“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已经不是讨论禁区或远期方案。
　　民进党对台独有着无法排解的执念甚至变态的“好奇”，而好奇害死猫。在这份政治执念与好奇中，台湾的政治前途、文化利益与苍生幸福都成了牺牲品。这也表明，政治不是万能的，民粹之爱也发不了电，台湾民主质地上的脆弱与文化根基上的虚浮在“台独”的不断翻动下尽行暴露。那么，应该怎么样结束这一种断崖式的命运波澜呢？这是中华民族在第二个“一百年”（2049）之前的重大挑战与考验之一。
　　如同中印洞朗对峙逼迫中国进行对印的长期“战略调整”一样，民进党的离岸政治与“文化台独”也必将促使中国进行对台的“战略调整”。是的，需要关键的政治决断，在文化台独之文化自残未完全完成之前。
　　（原载多维新闻网2017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