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民法总则》的时代意义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总则》，这在中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法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完善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法律规范，保障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民法总则》的颁行正式开启了民法典编纂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1998年四次启动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但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民法典的制定始终未能完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由于民法典内容浩繁，体系庞大，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制定民法典首先需要制定一部能够统领各个民商事法律的总则。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来看，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250部法律，其中半数以上都是民商事法律，但我国始终缺乏一部统辖各个民商事法律的总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法总则》的制定不仅实质性地开启了民法典的制定步伐，并成为民法典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也有力地助推了法律体系的完善。颁行后，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都要与《民法总则》进行协调，并以其所确立的立法目的、原则、理念为基本的指导，从而形成一部价值融贯、规则统一、体系完备的民法典。
　　《民法总则》的制定确立了民法典的基本制度框架。民法是权利法，民法典的体系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在总则中有关自然人、法人等的规定，是对权利主体的规定；有关民事权利一章的规定，是对民事权利的类型、客体、权利行使方式的规定；有关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的规定，是对民事权利行使的具体规则的规定；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是对因侵害民事权利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对民事权利行使期限的限制。民法总则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就主体、客体、法律行为及民事责任等的一般规则作出规定，而分则体系将以物权、合同债权、亲属权、继承权等权利，以及侵害民事权利的侵权责任为主线展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法总则》不仅奠定了民法典分则制度设计的基本格局，而且也为整个民事立法的发展确定了制度基础。
　　《民法总则》充分彰显了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我们要制定的民法典是21世纪的民法典，必须回应21世纪的时代需要，彰显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从民法总则的体系结构来看，其关于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规则设计都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民法总则》“自然人”一章的许多条文都体现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如强化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等；为了强化对被监护人的保护，《民法总则》在《民法通则》规定的基础上，规定了遗嘱监护、意定监护、临时监护人制度以及监护人的撤销制度；此外，还规定了成年监护制度，以有效应对老龄社会的现实需要，强化对老年人的保护。
　　《民法总则》的颁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民事立法体系化进程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纲举目张。整个民商事立法都应当在民法总则的统辖下具体展开。由于《民法总则》是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式确立的规则，是民法典中最基础、最通用，同时也是最抽象的部分，所以它可以普遍适用于各个民商事单行法律。《民法总则》的制定将极大地推进民事立法的系统化过程。法典化就是体系化，《民法总则》的制定将使整个民事立法体系更加和谐，更富有内在的一致性。长期以来，由于没有民法典，我国民事立法缺乏体系性，不利于充分发挥民法在调整社会生活、保障司法公正等方面的功能。《民法总则》确立了普遍适用于各个民事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基本原则，消除了各个法律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就使民事立法体系更加和谐一致。
　　《民法总则》的颁行有效协调了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民法与商法都是规范、调整市场经济交易活动的法律规则，在性质和特点等方面并无根本差异，两者实际上都具有共同的调整手段和价值取向，都以调整市场经济作为其根本使命。但《民法总则》应当是所有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一般性规则，可以说是私法的基本法，因而可以有效地指导商事特别法。民商合一体例并不追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其核心在于强调以《民法总则》统一适用于所有民商事关系，统辖商事特别法。一方面，通过《民法总则》的指导，使各商事特别法与民法典共同构成统一的民商法体系。《民法总则》是对民法典各组成部分及对商法规范的高度抽象，诸如平等原则、自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等，均应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商事活动。另一方面，《民法总则》与各个商事法律构成了有机的整体，二者之间是普通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出现商事纠纷后，首先应当适用商事特别法，如果无法适用商事特别法，则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则。
　　《民法总则》整合了司法解释中的大量规定，体现了强烈的实践性。针对民法规范的适用，司法机关曾颁行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对民事立法作出了细化性、补充性的规定，对我国民事立法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制定过程中，通过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将比较成熟的司法解释的规则吸纳到法律中。例如，诉讼时效的效力、起算、中止、中断等规则，都大量吸收了司法解释的合理规则，并且也解决了司法解释与民事立法之间不协调的问题，消除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这将促进我国民事立法的体系化发展。
　　《民法总则》完善了民事权利体系，强化了民事权利保护机制
　　民法典被称为“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众所周知，现代法治的核心在于“规范公权、保障私权”，法律的功能主要是确认权利、分配权利、保障权利、救济权利。《民法总则》广泛确认公民享有的各项人格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亲属权、继承权等权利，使其真正成为了“民事权利的宣言书”。继续采纳《民法通则》的经验，专设“民事权利”一章，集中地确认和宣示自然人、法人所享有的各项民事权利，充分地彰显民法对民事权利保障的功能。
　　《民法总则》在全面保障民事权利方面呈现出许多亮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时代性，即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回应了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例如，该法首次正式确认隐私权，有利于强化对隐私的保护。再如，针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带来的侵害个人信息现象，规定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维护了个人的人格尊严，并将有力遏制各种“人肉搜索”、非法侵入他人网络账户、贩卖个人信息、网络电信诈骗等现象。二是全面性，即系统全面地规定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人身、财产权益。从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民法总则》首次在法律上使用了“平等”保护民事主体物权的表述，这是对《物权法》的重大完善。该法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了详尽的列举，扩张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进一步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该法强化了对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保护，有助于弘扬公共道德，维护良好的社会风尚。三是开放性，《民法总则》第126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
　　依据该条规定，不论是权利还是利益，都受到法律保护。这不仅与保护民事权益的基本原则相对应，而且为将来对新型民事权益的保护预留了空间，保持了对民事权利保护的开放性。保障民事权利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由于民事权利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公权行使的范围，从而也将起到规范公权的作用。
　　《民法总则》的颁行完善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民法总则》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完善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一方面，开宗明义地宣告，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立法目的，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并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基本原则，要求从事民事活动，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这有利于强化人们诚实守信、崇法尚德，推进诚信社会建设。《民法总则》规定了民事权利行使和保护的规则，规定“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和当事人约定的义务”，禁止滥用权利，为人们的交往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另一方面，广泛确认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权益，规定了胎儿利益保护规则、民事行为能力制度、老年监护制度、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等，实现对人“从摇篮到坟墓”各个阶段的保护。该法规定了民事责任制度，切实保障了义务的履行，并使民事主体在其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充分的救济。
　　《民法总则》贯彻了私法自治理念，保障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非法干涉，并确定了私法自治的边界，保障权利的正当行使。第一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人、非法人组织依据法律和章程规定所作出的决议行为及其效力，从而使大量的团体规约、章程等，也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并受民法调整。为强化社会自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民法总则》确定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保障、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体制，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确定了法人、非法人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并对其名称、住所、章程等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这有利于充分实现社会自治。另外，《民法总则》在法源上保持了开放性，第一次明确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下可以适用习惯，这就保持了民法对社会生活调整的开放性，同时，使民法可以从符合善良风俗的习惯中汲取营养，完善民法规则，也有助于民众将民法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民法总则》的颁行完善了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
　　民法典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总则》的颁行，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一方面，确认了自愿原则，为社会经济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对各项权利的保护，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经济的法律环境和法治秩序。《民法总则》确定了绿色原则，顺应了保护资源、维护环境的现实需要。
　　《民法总则》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在市场主体制度方面，确立了主体平等的原则，有助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等交易；同时，该法明确了法人的分类标准，丰富了法人的类型，确立了营利性法人的一般规则，规定了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以及责任，从而将有力地释放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市场行为规则方面，确立了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都是市场主体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该法详细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等具体规则，并对意思表示的一般规则进行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代理规则。在交易客体层面，确认了市场主体所享有的各项财产权利，如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了详尽地列举以及确认对数据等的保护，适应了创新型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市场秩序维护方面，强化对交易第三人的保护，注重对信赖利益的保护，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理预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