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很难做到保证平均6。5的经济增长率到2020年

　　以下是经济学家王小鲁在2016年7月26日中信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经济十年增长展望》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已经作者审阅）：
　　一、牺牲长远增长去保6。5得不偿失
　　总体上说，未来所谓L型的走势，我是赞成的。那么L的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6。5就是底了？在这点上我是有疑问的。个人感觉未来6。5的底很可能保不住。或者说，要保证平均6。5到2020年，可能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如果说很难完成，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尽一切力量去保它？是不是我们可以牺牲长远的经济发展的条件去保短期增长？我认为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恐怕还是要以更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为重。短期增长达不达到目标，我认为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要付出长远增长的代价去保短期目标，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
　　二、如果现在发生和日本类似的情况现代化的梦还能实现吗？
　　另外，我觉得未来实际上增长的不确定性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未来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轨迹？我们是不是就进入了中速增长的阶段？我觉得似乎还不一定。
　　我想特别强调一个问题：杠杆率究竟降不降得下来？我们现在虽然政策目标是去杠杆，但是杠杆率一直在上升，这个趋势并没有改变。上升到什么时候是个结果？上升会导致什么结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日本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碰到的情况，对我们会很有参考价值。
　　80年代后期，日本为了对付日元升值，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想刺激经济，通过宏观政策来抵消货币升值带来的负面作用。这在短期内造成了地价和房价的大幅度上涨，迅速出现经济泡沫，短期内出现过度繁荣。当时似乎日本全社会都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地价是只可能升不可能降的，一时之间是一个神话。但是从90年以后开始，泡沫破灭，地价和股市大幅度下跌，大量的居民和企业破产倒闭，很多银行破产倒闭。从90年以后到现在25年，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没有超过1，可以说是长期萧条。
　　对于日本来讲，这种长期萧条并不是一个非常惨重的代价，因为日本在发生泡沫破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了，当时的美元基价已经是人均2。5万美元了，我们现在只有7000美元，还是按现价来计算的。
　　如果我们现在发生和日本类似的情况，那我们现代化的梦还能不能实现？恐怕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因此，在杠杆率能不能降的问题上，在货币政策的问题上，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当然，我们现在的货币增长率和前几年相比是明显降低的，但和GDP增长相比是显著偏高的。2015年GDP增长只有6点多，M2增长是13以上，两者差了一倍。M2是GDP的2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够说它是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我是不认同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有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我们降杠杆的目标能不能实现？我认为是不能实现的。那么未来的金融风险怎么办？泡沫会不会继续变大？会不会有泡沫破灭的那一天？破灭以后经济会陷入什么状况？我们有没有这个准备？我觉得需要认真考虑。
　　三、接下来要做什么？最关键的就是调结构
　　要保证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除了杠杆率的问题以外，恐怕还有若干结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疲软，其实关键的问题是结构失衡，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我们的GDP中消费率曾一度掉到50以下，现在也不过刚刚超过50，和80年代、90年代相比，消费率整整掉了十几个百分点，而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在我看来，如果消费率不能从现在的52左右恢复到65左右，那么我们的结构失衡是调不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要降下来，消费率要回升，至少要回到60多，这才是比较合理的水平。
　　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去有很长时间，增长是靠外需拉动。我们有大量的储蓄和投资，我们的生产能力在急剧扩张，但是扩张的生产能力到哪去找市场变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一度靠20多的出口增长率来解决需求拉动的问题。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变了，出口变成负增长，我们再不靠内需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在哪呢？企业的东西到底卖给谁？变成了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要解决内需问题，光靠投资拉动，实际上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投资率越来越高，储蓄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结果就是越来越拉不动。关键的问题就是：靠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短期政策，并不是一个长期政策。长期政策如果靠投资，或者靠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结果就是短期内刺激了需求，中长期却扩大了供给。因为一个投资项目开工的时候扩大了钢材、水泥、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等等材料的需求，一旦你的项目完成了，你的供给就扩大了。下一步的供给又靠谁来拉动？总不能不断地靠扩大投资。
　　当然我们可以说搞基础设施投资，不搞生产性的投资。实际上我们在过去扩大政府投资的时候已经拉动了不少生产性投资，有一些是政府直接投资的，有些是由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带来了那些投入品的短期需求扩张，刺激了社会投资。就像2010年面临的情况，为什么后来的钢材、水泥产能过剩那么严重？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宏观政策刺激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靠这种刺激投资的政策来拉动经济到底还有多大的空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因为我们的资本产出率在不断下降，增长越来越拉不动了，这套宏观政策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明显越来越弱，越来越无效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就是调结构，而调结构不使消费率回升到60多，不使储蓄率和投资率切切实实降下来，那么这个结构恐怕很难调整。而要实现这个结构调整，不是所谓的刺激老百姓消费，刺激是刺激不起来的。恐怕更关键的问题，首先是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政府把支出结构的重点从投资和政府自身的行政支出，转向更长远的民生支出。比如说去解决那些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解决公共医疗、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的短板，解决2亿多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里长期没有城市户口，长期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消费率靠什么回升？升不起来。我们靠什么拉动经济增长？老百姓不消费，蛋糕做大了，消费反而变小了，那么我们长期靠什么来拉动经济增长？恐怕是拉不起来的。
　　因此在我看来，保不保得住6。5，不是一个关键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失衡能否调过来。如果能调过来，我们的长期增长还是有潜力的，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而且我们在203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这些结构调整做不到，特别是和结构失衡相关的那些领域的体制改革、制度改革如果不能有效推进的话，那这些目标恐怕长远来看都有可能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