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王小鲁：从转型再平衡中挖掘增长潜力

　　经济触底的过程不大可能一帆风顺，抑或将经历一个复杂且可能波动较大的过程。受某些短期因素影响，相关指标可能转好，但需要观察其可持续性。底部形成将是一个过程，需要多次验证确认。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为了对付日元升值，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想刺激经济，但是从90年代开始，泡沫破灭，地价和股市大幅度下跌，大量居民破产企业倒闭，很多银行破产倒闭。从90年代到现在，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没有超过1，可谓长期萧条。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如何？怎样挖掘增长潜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等专家，在中信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经济十年增长展望：由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新书研讨会上各抒己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再平衡取决于三个条件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中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将取决于三个条件。
　　第一，高投资触底。从需求角度看，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消费总体上是稳定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则是一个较小且不稳定的量。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这三项可以解释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正是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来源。高投资触底，有一个通俗说法，即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的高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作为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抓手，这一指标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2015年的负增长，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投资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2014年触到历史需求峰值后开始快速回落，2015年下半年出现月度同比负增长，当回落趋稳时，很可能成为房地产投资增速触底的信号。房地产投资增长触底，也意味着全部投资乃至从需求侧看的整个经济增速探明底部。
　　第二，去产能到位。随着需求侧的高投资增速回落，供给侧开始相应调整，但部分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调整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初步估计，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以上。严重过剩产能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截至5月份连续40多个月负增长；二是工业企业利润自2014年下半年以后一年多的负增长。分析表明，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的出厂价负增长幅度达20左右，对全部工业PPI负增长的影响达到80左右，对工业利润负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重点是在上述五大行业实质性去产能。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第三，新动力形成。通常意义上的新动力，是指那些新成长起来的增长领域，亦可称之为“新经济”。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新成长产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服务、物流、研发、金融等；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相关的服务业，如医疗、文化、体育等产业；制造业中的新技术产业，如大飞机制造等。二是产业转型升级，如机器替代人工、绿色发展等。三是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如网购等“互联网”所带动的相关行业。以上分类是相对的，往往相互交叉、相互融合。
　　这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替代性增长，新的增长空间挤压了原有增长空间，或者说，在原有的增长空间内换了一种增长方式。这种增长具有重分蛋糕的性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关系的冲突和重组。例如，网购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放缓以至衰落，部分知名品牌商场关闭；打车软件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机器人上岗与人的下岗，等等。如果“新经济”确实拥有并有效运用了新技术、新机制、新商业模式，提高了生产率，终究是不可阻挡的，但同时必须重视并妥善应对利益冲突引发的挑战。
　　新动力的另一个来源，是“老经济”加新机制，这方面的潜力往往会被忽视。美国研究竞争战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等人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一书中，认为日本高速增长期后存在着“二元经济”，一个是高度对外开放、竞争力很强的领域，另一个则是面对国内市场、封闭性强、竞争力差的领域，包括物流、电信等基础设施，加大了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他提出，日本经济要提高竞争力，必须解决后一个领域的市场开放问题。中国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纠正资源错配、提升效率大有文章可做。
　　还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新旧动力的不对称性。忽视这种非对称性，容易对新动力的规模扩张产生过高期望。尽管还有新产业涌现，但像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将经济推向高速增长的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找不到了。新产业在规模上远不能对冲老产业减少的规模。例如，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的比重，2015年尚不足10，其中有的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如光伏发电行业。新经济的替代性增长，呈现“降成本、提效率，但对GDP增长贡献不大”的特点。加上新机制的老经济，也属于“后历史需求峰值期”的增长范围。概括地说，新动力能够提升增长水平，但远不足以抵消原有动力的下降，更重要的体现于发展模式、效率和质量的转换。
　　以上三个条件逐步形成后，中国经济这一轮大调整将可能呈现双重底部。一是“需求底”，随着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全部投资增速趋稳，这一底部有可能在今后一两年内出现。另一个则是“效益底”，是从供给侧适应于需求侧来看的，主要指标是PPI止跌回升，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在适当水平。这个底何时出现，将直接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经济触底的过程不大可能一帆风顺，抑或将经历一个复杂、很可能波动较大的过程。受某些短期因素影响，相关指标可能转好，但需要观察其可持续性。底部形成将是一个过程，需要多次验证确认。触底成功后，增长态势不会像有些人期待的出现V型或U型反转，而很有可能是大的L型加上若干个小的W型。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挖掘经济增长潜力关键在于调整结构失衡
　　说未来中国经济是“L”型走势，我是赞成的。那么“L”的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6。5就是底了？在这点上我是有疑问的。
　　如果说目标很难完成，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尽一切力量去保它？是不是可以牺牲长远的经济发展条件去保短期增长？我认为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恐怕还是要以更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为重。短期增长达不达到目标是一个次要问题，如果要付出长远增长的代价去保短期目标，是得不偿失的。另外，未来实际上增长的不确定性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我想特别强调一个问题：杠杆率究竟降不降得下来？虽然现在政策目标是去杠杆，但是杠杆率一直在上升，这个趋势并没有改变。上升持续到什么时候？上升会导致什么结果？如果回顾一下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碰到的情况，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为了对付日元升值，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想刺激经济，通过宏观政策来抵消货币升值带来的负面作用。这在短期内造成了地价和房价的大幅上涨，迅速出现经济泡沫，短期内出现过度繁荣。当时似乎日本全社会都接受地价是只可能升不可能降的观点。但是从90年代开始，泡沫破灭，地价和股市大幅度下跌，大量的居民和企业破产倒闭，很多银行破产倒闭。从90年代到现在，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没有超过1，可以说是长期萧条。
　　对于日本来讲，这种长期萧条并不是一个非常惨重的代价，因为日本在泡沫破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高收入国家。
　　如果我们现在发生和日本类似的情况，现代化的目标还能不能实现？恐怕是有待回答。因此，在杠杆率能不能降的问题上，在货币政策的问题上，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当然，我们现在的货币增长率和前几年相比明显降低，但和GDP增长相比是显著偏高的。2015年GDP增长只有6点多，M2增长13以上，两者相差一倍。在这样一个货币政策下，降杠杆的目标能不能实现？我认为是不能实现的。那么未来的金融风险怎么办？泡沫会不会继续变大？会不会有泡沫破灭的那一天？这些问题都要认真考虑。
　　要保证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除了杠杆率的问题以外，还有若干结构问题需要解决。现在经济增长疲软，关键问题是结构失衡，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我们的GDP中消费率曾一度掉到50以下，现在也不过刚刚超过50，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消费率整整掉了十几个百分点，而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在我看来，如果消费率不能从现在的52左右恢复到65左右，我们的结构失衡是调不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要降下来，消费率要回升，至少要回到60多，这才是比较合理的水平。
　　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去有很长时间，增长是靠外需拉动。我们有大量的储蓄和投资，生产能力急剧扩张，但是扩张的生产能力到哪去找市场变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一度靠20多的出口增长率来解决需求拉动的问题。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变了，出口变成负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企业的东西卖给谁？变成了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
　　如果要解决内需问题，光靠投资拉动，实际上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投资率越来越高，储蓄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结果就是越来越拉不动。关键的问题就是：靠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短期政策，并不是一个长期政策。长期政策如果靠投资，或者靠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结果就是短期内刺激了需求，中长期却扩大了供给。因为一个投资项目开工的时候扩大了钢材、水泥、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等等材料的需求，一旦你的项目完成了，你的供给就扩大了。下一步的供给又靠谁来拉动？总不能不断地靠扩大投资。
　　当然我们可以说搞基础设施投资，不搞生产性的投资。实际上我们在过去扩大政府投资的时候已经拉动了不少生产性投资，有一些是政府直接投资的，有些是由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带来了那些投入品的短期需求扩张，刺激了社会投资。就像2010年面临的情况，为什么后来的钢材、水泥产能过剩那么严重？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宏观政策刺激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靠这种刺激投资的政策来拉动经济到底还有多大的空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因为我们的资本产出率在不断下降，增长越来越拉不动了，这套宏观政策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明显越来越弱，越来越无效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就是调结构，而调结构不使消费率回升到60多，不使储蓄率和投资率切切实实降下来，那么这个结构恐怕很难调整。而要实现结构调整，不是所谓的刺激老百姓消费，刺激是刺激不起来的。恐怕更关键的问题，首先是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政府把支出结构的重点从投资和政府自身的行政支出，转向更长远的民生支出。比如说去解决那些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解决公共医疗、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的短板，解决2亿多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里长期没有城市户口，长期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消费率靠什么回升？升不起来。我们靠什么拉动经济增长？老百姓不消费，蛋糕做大了，消费反而变小了，那么我们长期靠什么来拉动经济增长？恐怕是拉不起来的。
　　在我看来，保不保得住6。5不是关键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失衡能否调过来。如果能调过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还是有很大空间的，而且我们在203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这些结构调整做不到，特别是和结构失衡相关的那些领域的体制改革、制度改革如果不能有效推进，这些目标恐怕长远来看都有可能泡汤。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