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杨朝兴有肖像权吗

　　2005年1月21日23点30分，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社会记录”栏目，播出了一条与法律相关的“社会记录”：黑龙江的《生活报》用整版登了一个药品广告，广告中的药品是治疗前列腺炎的，广告的标题是：“根治前列腺，我们不再无奈”；广告中还刊出了一个似乎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正在流泪的前列腺炎患者。广告中的文字告诉我们，这个人叫张伟平，是黑龙江勃利县人。但是，经中央电视台记者调查，张伟平其人完全是虚构的。广告中正在流泪的人不叫张伟平，也不是黑龙江人，而是贵州省大方县大石村的苗族公民杨朝兴。杨朝兴既不是前列腺炎患者，也从未参与过这个药品广告。他之所以出现在这个广告中，是因为广告商从网上下载了这帧照片。简单地说吧，这是一起比较常见的公民肖像侵权案。
　　问题的蹊跷之处在于，宣称这是一起“肖像侵权案”，仅仅是你与我的判断当然，我相信这也必然是国家正式法律的判断。然而，杨朝兴本人也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吗？“社会记录”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杨朝兴的这种令人惊讶的态度，使得本案的法理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起普通的肖像侵权案。因此，有必要作些剖析。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找到了杨朝兴一家。杨朝兴本人、他的妻子、他的上过小学的侄子都看了这份报纸，他们一致确认，广告中的人物就是杨朝兴。杨的侄子还朗读了报纸上的相关内容。记者也把这个药品广告的含义向杨朝兴一家作了解释。但是，杨朝兴（及全家人）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肖像权被侵犯了，更没有因为这份药品广告而生出一丝愤慨。因为，这张照片本身记载的是另外一个事件：华中农业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长及其他人，在大方县调查支教的过程中，给杨朝兴捐了一点钱。照片上的杨朝兴哭了，是因为感激这些捐了钱的“叔叔”。事后，捐助者之一就把这张照片挂在网页上了。现在，人们把这张照片印在报纸上了，在杨朝兴及其一家人看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套用梁启超的话，简直可以说，“异哉，所谓肖像侵权问题者”。
　　换言之，如果你跟杨朝兴说什么肖像侵权，他会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怪异的问题。至于报纸上的这张照片，只是记载了他的贫穷，记载了他得到捐助之后的感动，记载了他对大山外面的世界饱含着的一份内疚。他只是觉得自己对不起外面的世界，因为，他曾经得到了来自山外世界的捐助。在杨朝兴看来，报纸上的这张照片，与其说是外面的世界欠了他的债、侵了他的权，还不如说是他向外面的世界欠了一份情。至于报纸上为什么会刊登他的照片，他不关心，更无法理解。换言之，报纸上的这帧照片没有让杨朝兴感到自己的肖像权受到了侵害，反而再次提醒他：外面的世界曾经给予他的恩惠。这，就是杨朝兴的逻辑。可见，在杨朝兴的观念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肖像权；如果有人告诉他，说你的肖像权被侵害了，他大概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公民的肖像权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权利。法律早已承诺，要对这样的权利提供切实有效的保护。比如，电影“秋菊打官司”公映之后，陕西公民贾某就认为这部影片侵犯了她的肖像权，向法院提起了肖像侵权之诉。除了这种与影视名人相关的案例之外，在各级法院的审判庭里，涉及公民肖像权或名誉权的案件在在多有，毫不稀奇。因为，国家已经把公民的肖像权、名誉权纳入到法律保护的范围，已经规定了侵犯公民肖像权、名誉权的法律后果。不仅肖像权、名誉权不容侵犯，其他各种各样的权利同样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比如，在某些相对发达的首善之区，有人因为邻居饲养的宠物乱叫而提起侵权之诉，因为它侵犯了原告追求安静生活的权利；还有人因为邻居随意晾晒衣物而提起侵权之诉，因为它侵犯了原告享受舒适环境的权利，等等。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加快和人权保护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广泛的权利进入了或正在进入法律保护的领域。然而，就在我们这个阔步“走向权利的时代”，贵州公民杨朝兴面对自己的肖像权被侵害这一“客观”事实，居然无动于衷，毫不介意，反而还要向这个世界反复表达自己的歉意。我们不禁要问：杨朝兴怎么啦？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屯（RobertDarnton）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项礼仪，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索，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在一些人看来，杨朝兴的歉意，或许可以视为一则欧亨利式的苦涩的笑话吧。然而，在这部电视文献中，通过杨朝兴的这种难以索解的态度，也许意味着，我们正在触及到某些陌生的事物，它是否有可能为我们“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呢？
　　在常态下的法律意义体系中，不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是，在杨朝兴的法律意义体系中，则无所谓肖像权，肖像权云云，令人匪夷所思，因此，自己的照片是否印在报纸上，根本不用在意；至于人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报纸上，他无从理解，也没有觉得遭受了任何意义上的“侵权损害”。在杨朝兴的意义体系中，只有贫困；他只知道自己贫困（家徒四壁，孩子上不起学，下半年的粮食还不晓得到哪里去寻找）；因为贫困，他接收了一些陌生人的捐助；因为接受了陌生人的捐助，他觉得自己已经向陌生人欠下了一份人情，并因此而感到羞愧和自卑。他分不清给他捐助的陌生人，与那些把他的照片印在报纸上的陌生人，是不是同一个人也许就是同一个人，因为照片中的他就是在接受捐助；也许不是同一个人；也许根本就用不着区分，因为，把照片印在报纸上，这样的行为并没有给他造成任何损害至少他没有体会到这种损害。总之，他们都是一些陌生的、善意的人。对于这些陌生人，杨朝兴除了感激、内疚与羞愧之外，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表达方式了。
　　在电视片中，好心的记者努力想让杨朝兴一家明白那份药品广告的内容，但没有成功。这就是说，从网上下载他人肖像，伪称患者做药品广告，这种发生在“发达商业社会”中的张冠李戴的行为，对于杨朝兴来说，同样是不可理解的。我相信，即使有人千方百计地把那份药品广告中“存在的问题”给他解释清楚了，杨朝兴也不会介意。因为，即使他明白了广告商在干什么，他也不会产生“肖像权被侵犯”的感觉。因为，他确实没有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
　　在“发达商业社会”中可以索取赔偿的肖像侵权，对于生活在贵州省大方县的杨朝兴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意味着，肖像权对于杨朝兴来说，并不构成一项权利。那么，法律上的哪些权利才构成杨朝兴意义世界中的权利呢？我思索了很久，找不到准确的答案。根据电视片提供的资料，我暗自猜测，让孩子上学的权利、使家庭稍稍宽裕一点的权利，也许是杨朝兴最珍惜的权利吧？然而，如果这些权利也具有法律意义的话，那么，谁也没有剥夺他的这些神圣的权利啊。当前，国家与社会不是正在鼓励人们发财致富么？我相信谁也不会堵塞杨朝兴追求财富的道路吧；当代中国的任何学校也不会像早年的美国学校歧视黑人小孩那样特别歧视杨朝兴家的孩子吧。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贫困的杨朝兴没有找到被侵权的感觉；他只是因为贫困、因为收了陌生人的捐助而表现出来的羞愧。
　　对社会、对国家、对所有的陌生人，贫困的杨朝兴没有丝毫的怨恨。然而，贫困的杨朝兴不能体会到法定的肖像权的存在，正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烛照出一种值得警醒的社会现实：表面上看，他生存在这个国家之内、活动于这个社会之中；但在实质上，他又游离于这个国家之外、这个社会之外。因为，他无力理解这个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无力理解这个社会普遍尊重的肖像权利。这就意味着，国家法律保护的肖像权利或其他权利，仅仅存在于一个杨朝兴不熟悉的陌生人的世界中；在杨朝兴的世界中，肖像权之类的法定权利，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的。而且，社会对于他的这种“不理解”，也普遍抱持一种“不理解”的态度这就像一首歌里唱道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然而，在杨朝兴与“外面的世界”之间的这种疏离、隔膜、相互不懂、巨大反差，正好表征了苗族公民杨朝兴还有一项重要的权利，那就是，有权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救助。正是由于杨朝兴“获得救助权”的存在，为国家与社会设定了一项义务，即，向杨朝兴提供救助的义务。这样的救助义务，既是道德义务，但它同时也是一项法律义务。因为，中国宪法序言中已经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共同繁荣”。除此之外，宪法第122条、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重要法律，都对国家及其社会的这种救助义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换言之，救助杨朝兴，以及与杨朝兴处于类似处境的中国各族公民，是国家的法定义务，也是社会应当承担的一项基本义务。
　　我们都知道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的道理，我们都熟悉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古训，我们都明白贫富悬殊、社会撕裂的后果。既然如此，国家与社会就有必要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让杨朝兴（以及杨朝兴们）真正融入这个相互关联的社会中。只有当他（他们）真正能够体会到，肖像权也是一种权利的时候虽然不一定要提起肖像侵权之诉，他（他们）才算是真正进入了这个国家和社会。只有让杨朝兴（以及杨朝兴们）真正走进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我们的法律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的社会才会因此而更趋和谐，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才会因此而更加强大，我们中的任何个体才会因此而成为有尊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