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中国不缺改革，缺改革的真诚

　　首先我代表主办单位，热烈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年的夏季峰会。现在我们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对经济增长率不满意，全世界都对经济增长率不满意，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经济L形低谷的状态，等待L形什么时候尾巴能够撬起来。
　　但是全世界也都在不满意，说2008年以后，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一直没有很好的反弹，除了少数国家表现出一些乐观的这种趋势，像美国这些国家，即使像美国增长率也不是很高。
　　我们就在想，经济增长的瓶颈究竟在哪里？什么东西是它的瓶颈？其实这问题我们可以反过来问，经济高速增长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常态吗？研究表明不是，人类文明几千年整个的过程中间，经济增长就是很低的，低到什么呢？工业化之前全球的人均GDP增长几乎为零。
　　什么时候才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呢？全世界几千年、几万年只有一个时期，就是工业化。那工业化之后经济是不是还有高增长呢？不知道。至少和工业化比起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未来学家都认为工业化过去之后，经济增长率一定会掉下来，那到多少呢？都认为中国以后还有20年的比较高的增长，那么这20年比较高的增长是多少呢？大多数国外的经济学家认为35都很高了。也就是说我们期望世界还能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世界还处于工业化时代。如果这个时代过了以后你没有理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它还可以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
　　而工业化现在遇到了空间、结构、活力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全球化、全国化进程受到了阻碍。“英国脱欧就是这种倾向，表明了世界工业化遭遇到了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显然，中国的工业化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以后也面临着经济失衡，内部空间不均衡的问题，必须向腹地延伸。
　　第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找到了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将高新技术产业注入到传统产业后，使得传统产业迎来了高速、持续的增长。但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人们又回到了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传统产业。到目前为止，高新技术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作用没有像人们期望得那样表现出来。所以现在的工业化处于技术创新的探寻期，还没有一种技术能够使经济恢复到很强劲的转换期。
　　第三，微观活力受限、体制和政策的汲取性损害了包容性。正因为缺乏活力，所以国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成为了中国突破增长瓶颈最受期待的战略。
　　所以当前来讲三去一降一补。结构已经是高度的失衡，这种情况下，要把眼前的问题解决就要动手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为需求管理的微观基础，我们说我们更加注重结构性改革。不是说需求管理不重要，需求管理仍然是重要，问题是需求管理无效。你要先动手术把结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之后我们以后的宏观需求管理更加有效。同时也应该由适当的需求调控，为供给侧的改革铺垫有必要的警惕条件，如果你这需求很紧，供给侧的调整其实也是很难的。所以中央的措词是说适当扩大需求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说我们需求政策不重要，甚至不是说现在就完全没有一点程度上扩张需求的这样一个政策的操作也不是的。
　　但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它有可能面临着金融困境的挑战，这个我不展开说，这是短期来讲。长期来讲我们做什么？
　　首先要拓展区域的腹地空间。这是国家一定会做的，对国内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然后在地方搞了很多经济的新区，尽管很多学者对经济新区，不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期待工业化继续推进，你必须给工业化创造经济腹地，所以我们一定会在空间上来想办法。现在全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批了，光国家级的经济新区18个，将来还会有，每一个地区都要找一个地方，北京也一样，我们到通州去搞一个副中心等等，然后要京津冀一体化把河北的很多不发达的地方要把它融入增长的过程，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对待国际战略上一带一路，像欧亚大陆腹地，像南亚四大陆，咱们印度还不太容易这是人家国家内部，但是欧亚大陆有很多的沿海还有非洲大陆这都是在空间一个方面。
　　第二创造产业技术高低。就是说产业的升级，怎么样升级？在什么地方升级？在什么样的工业文化支撑下来实现产业升级，这是中国面临的国家战略。
　　第三个是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这个问题现在很突出。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就提出一个要为企业松绑，现在这问题解决了？还没有解决。中国已经改革了30多年，没有国家改革期能够像中国这么长，大概全世界也没有的。改革改了30多年还没完，不缺改革，缺改革的真诚，你真的要要改吗？真的往哪改？你知道改变的真谛是什么？我们当时说给企业松绑，现在不仅为企业松绑还要为人在松绑，意味着企业被绑住人也被绑住了，你这国家怎么获利呢？所以怎么样才能够为企业松绑，这任务还没完成，然后要完成为人才松绑，这样子你才可以有活力，你有活力才可以有创新的氛围。
　　来源：投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