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绕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底气从哪来

　　摘要：中国各级政府调控经济发展所持有的财源之多，执行之坚决，以及手段之灵活，是西方国家政府远远不能比拟的。据此而言，纵使中等收入陷阱叩关而至，中国经济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点，依然提供中国绕过这一陷阱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规律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制定的标准，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DP应在13000美元以上。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数据称，全球十大高收入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冰岛、卢森堡、荷兰和挪威。美国作为十大高收入国家之一，56的美国人日平均收入超过了50美元。尽管如此，很多美国人却认为美国经济形势不稳定，生活开销越来越昂贵，而个人工资水平的增长却相形见绌等，因而认为个人收入不够稳定。反观中国，2015年人均GDP达到8280美元，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经济体。但近期以来，经济增长率下降已经成为新常态，许多企业维持正常经营日趋困难。那么，中国究竟能否绕过中等收入陷阱呢？这成为摆在中国民众面前的一个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叩关而至
　　过去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最近增速下降，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可以预期的未来，这一新常态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从日本经济稳定增长以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陡然减速以迄于今的经历看来，一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以后往往难以为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规律。换言之，假若一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则离开高速增长的起点越远，而距离高速增长的终点就越近。中国经济不会陡然减速，然而，今后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阵痛”的局面，恐怕是呼之欲出了。从某种程度上衡量，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兆业已隐然浮现了。
　　众多中国民众认为，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随时可以动用，足以因应经济困境带来的挑战。对此，一位美国经济学者曾经指出，所谓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对国家因应经济困境所能起到的支撑作用，并不像中国民众想象得那么大。他指出，在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大约有近五分之二是外国在华企业的直接投资，为数在一万亿美元之高。过去这些境外投资因诱人的回报率获得快速增长，同时又随着人民币的升值率而自动增值。这笔巨大的境外投资因为有利可图，每年都产生不菲的利润，而由于多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缘故，绝大部分利润并没有汇出中国，而主要以人民币等形式留在中国国内。一旦出现变化，譬如涉及中国的一场国际危机或者中国经济形势大幅度逆转，则这些为数巨大的境外直接投资及其多年赚取的利润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随时可以撤离中国。
　　此外，还有三千多亿美元的“热钱”逐利而来，从境外涌入中国。这些“热钱”在形式上的确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多因素，但持有在商言商的立场，乃无根之木。如果中国出现一场严峻的经济危机，则完全靠不住。相反，“热钱”不但在中国久留不住，而且在风吹草动时，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釜底抽薪的负面作用。以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数字之巨大，即使上述资金大规模撤离中国，固然伤筋动骨，尚不致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一剑封喉。然而，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以及在欧洲、日本购买的债券，为数两万亿，也不是随时可以动用的，而要考虑到多种复杂的、互为牵制的国内外因素。换言之，在缓急之际，中国手中剩下的外汇储备中，相当大的部分可能成为不能随意动用的摆设。
　　中国经济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国际经济普遍适用的规律，未必适用于中国
　　一位美国学者同笔者交谈时指出，他颇为认同中国若干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中国经济有四大反常现象：经济增速下降而利率上升、增长减速而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实际利率上升而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而通缩提前出现。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理论并不能解释这四大反常现象，这些反常现象在其他国家难以同时出现，却在中国交替出现，从而成为中国的特色。他强调，如果从中国的投资结构着手，剖析研究，则不难找出这四大反常现象交替出现的症结所在。
　　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现状及发展前景相当熟悉。他认为这四大反常现象并不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类同的规律，因而得出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是多面、多元的结论。另外，他还指出，在中国，推动经济发展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的因素，另一个则是市场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交替起着巨大的作用，互为因果。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层面交替出现四大反常现象的一个“触媒”。他说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呈现普世适用的规律性，不能采用一般的理论观点予以解释。他指出，或许在某些节点，所谓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恰恰是不具备普世适用的规律性。
　　前述美国学者的解释，亦即国际经济普世适用的规律，未必适用于中国。据此而言，纵使中等收入陷阱叩关而至，中国经济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点，依然提供中国绕过这一陷阱的可能性。
　　中国各级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之强，是西方国家政府远远不能比拟的
　　中国各级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之强，举世罕有其匹。尤其是在今日，中国各级政府调控经济发展所持有的财源之多，执行之坚决，以及手段之灵活，是西方国家政府远远不能比拟的。中国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调控能力，同西方国家对经济发展所能施展的调控手段相比较，相去是数量级的区别。这就凸显了中国各级政府对某一时段的经济发展给予政策扶持的作用。
　　同以往亮丽的经济增长率相比，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然而，毕竟也达到了6。9的水平。对照一下西方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欧洲乱象纷呈，姑且撇开不谈，即使同美国的增长率相比，中国依然是一枝独秀，难能可贵了。增长率毕竟是相对而言的，6。9也算不俗的成绩了。
　　今年1月份的中国经济核心统计数据，不禁让人展颜。中国经济无论增量还是质量，均有实质性的提高。这就足以给人们以启发，得出平实的判断，即对于叩门而至的中等收入陷阱，最终中国经济得以绕开而迈入下一阶段较高速度的发展，不是不可能的。这一判断还是有依据的。倘若一事当前，撇开主观能动性，就下断语说，中国决然避不开这一陷阱，未免武断。如此断语，岂不是沦为宿命论了吗？若论这方面的努力，则顶层设计，亦即经济层面的战略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举足轻重的。笔者相信，中国政府会以宏观的视野、清晰的脉络，为经济发展提供客观而有效的指导。中国处于崛起的关键时刻，处理内政、外交事务时，动辄牵一发而动全身。过去中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当前综合国力要再上一个台阶，势必“漂洋过海”。
　　中国企业生存与转型并重
　　毋庸讳言，今日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外部环境日益恶化。面对一波接一波的寒潮，当前大多数企业面临着求存和转型的考验。
　　所谓“求存”，关键在于提高运营效率。目前土地、劳动力成本等生产要素以及不少原材料价格呈刚性上升的趋势，要继续保持成本优势，提高生产要素及原材料的使用效率乃唯一途径。提高运营效率是保持成本优势的不二法门。若要提高运营效率，则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如今尤其值得中国企业家借鉴。
　　至于“转型”，传统的说法是如何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领域转向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附加值领域。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弥补中国企业的战略性缺失，即技术资源薄弱、创新意识不足。过去三星、现代等韩国企业通过技术追赶甚至超越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级企业，改变了电子、造船和汽车等行业的竞争格局。这方面，中国企业可以汲取经验，迎头赶上。只有秉持危机意识，不断弘扬创新观念，才能挖掘价值创新的技术源泉。
　　至于吸取国外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改革管理结构，培养企业文化氛围，无论求生还是“转型”，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人口日益增多，资源渐趋贫乏。众所周知，高科技行业向来是不能增加就业机会的。为了不致于加重未来青年就业的压力，消弭社会动乱的根源，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领域也不能偏废。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为产业“转型”制定相关政策时，从“社会动乱造成的损失远过于产业不‘转型’招致的损失”这一思考着眼，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决不偏废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领域，结果收效久远。当政者对此不妨思考一下。
　　（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生马艳艳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