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

　　忽如一夜春风来，满屏尽说“供给侧”。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其后，习近平、李克强等高层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几次提及供给侧改革。“供给侧”迅速成为媒体和网络舆论中的热词。
　　什么是供给侧？有人认为是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这种理解不能说错，却失之于简单和片面。供给侧是相对需求侧而言的。经济学通常把投资、消费、出口称作三大需求，其中前两者是内需，后者是外需。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三大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此相对应，供给侧指的是劳动力、土地、资源、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利用。
　　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后，经济学界掀起了对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学理论以及里根、撒切尔等经济政策的讨论。实际上，抛开这些高深的理论，对于国内公众来说，“供给侧”虽然是个新鲜名词，但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遥远。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从激活和释放供给侧的潜能开始的。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供给匮乏、物质短缺的状况，缓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现在又提出供给侧改革？是因为经过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我们的供给侧出了问题。概而言之，就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扬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可以说，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观诸当前的供给体系及结构，一方面，由于我国供给体系具有较为明显的外向型特征，近年来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导致的竞争力下降以及国际市场疲软导致的外需减少，使我们的许多产业陷入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虽然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即致力于“扩大内需”，但在实践中，扩大内需主要体现为扩大投资，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提振效果不彰，这除了因为消费能力受到收入水平、社保隐忧等因素制约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同供给的有效性不足有关，迅速扩大的中产阶层对于优质、安全、个性产品的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需结构出现了错位。
　　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怎么改？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重要财经部门负责人的解读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加、减、乘、除”。加，就是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减，就是压缩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解决中低端产品过剩；乘，就是鼓励创新，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除，包括破除垄断、放松管制、减税，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也包括去除财政和金融领域积累的风险等。
　　由此视之，所谓“供给侧”其实包含了三个层面：一是产业层面的供给，二是要素层面的供给，三是制度层面的供给。对应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转型、创新、改革”。转型是目标，创新是手段，改革是保障。这也正是中央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表述的用意所在。当下一些舆论过多地聚焦于“供给侧”三字，而忽略了“结构性改革”。其实，“改革”才是核心命题，“供给侧”只是改革切入的方向，“结构性”则是对改革方式的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仍不外乎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毋庸置疑，供给侧改革是对以往需求管理政策的纠偏。需求管理适用于短期框架，在注重需求管理的背景下，政府更易倾向于采取刺激性政策和对微观经济行为的直接干预。而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是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必须在供给侧改革当中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真正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需要说明的是，供给和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而非相互替代关系，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对需求侧的全盘否定。供给能够创造需求，需求也会倒逼供给，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离不开两者的协调平衡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