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保平：供给侧改革应与需求侧的扩大需求相结合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是需求管理是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供给管理是在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条件下来进行。供给侧改革问题提出以后，人们有一种误解，似乎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放弃需求侧的扩大需求。实际上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既涉及供给问题，又涉及需求问题。供给侧的改革不能忽视需求侧，也不能放弃需求侧的扩大需求，需要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的扩大需求相结合，更加重视供给侧的改革。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问题既有供给因素又有需求因素，而关键在于供给因素，由于需求因素中消费作用不足，只能通过投资这个唯一的因素带动增长，使经济发展陷于投资驱动和规模扩张而不能自拔，难以向效率提高型转变。供给问题，即生产问题是新常态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表现为供给结构问题、供给效率问题、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等。因此，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既要进行供给侧的改革，也要进行需求侧的扩大需求。通过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消化产能过剩和促进服务业发展，通过需求侧的扩大需求解决就业问题。
　　需求管理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特殊性表明，需要引入并重视供给侧改革。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需要加强供给侧的改革。但是需要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扩大需求相结合。
　　把供给侧改革作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核心。从理论上说，供给变化而引起的生产成本及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往往是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前提，并以效率改变为条件，而这种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建立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相对于需求管理政策的短期性，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效应大都更具长期性。因此，在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要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一是改善供给结构。放松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准入，放松管制，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机制调整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配置。二是改善要素供给。在技术要素供给方面，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智力因素在部门产出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在资金要素供给方面，实现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转变，增强民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拉动作用。三是改善制度供给。加快科技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增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引导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的转变。
　　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心，这就需要进一步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变低效的经济发展方式为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最终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一是由过去的资源耗费型增长向资源节约型增长转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要特别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对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要给予高度重视，不仅要求新的项目不能破坏生态，还要求治理过去的发展所造成的对生态的破坏。二是由低成本的扩张向高效率的创新型增长转变。产业结构作为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体现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应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能耗，走自主创新之路、新型工业之路、农业现代化之路和城镇化之路。
　　把长期增长与短期增长相结合。能否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也是决定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性问题。任何经济体都追求的是长期增长最大化，但短期经济的波动不但会影响长期经济的走势，还会给国民带来负面的心理预期。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好经济增长的长期与短期关系，更加重视长期发展问题，要实现供给结构的调整，改变产业结构与经济规模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引导农业、工业向高效方向发展。
　　把供给侧的政策与需求侧的政策相结合。用于总供给方面的宏观管理政策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工资政策等等一系列涉及生产供给方面的政策。需求政策是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一般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等涉及市场需求方面的政策。推进供给侧的改革不是要放弃需求侧的扩大内需，要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扩大需求相结合，就需要把供给侧的政策与需求侧的政策相结合，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共同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但是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都需要创新，供给创新政策注重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支持、对投资研究与开发的企业给予税收抵免，支持教育和培训，促进技术的转移扩散等。需求政策创新应该重视刺激市场的出现，重构新的市场，降低创新通往市场的障碍。
　　重新理解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
　　发布时间：20151211作者：李涛来源：中国教育报
　　摘要：乡村教师是农村教育“活的灵魂”，是农村学生睁眼看外部世界的“第一面镜子”。他们地位的变化，事实上与乡村社会对待读书的态度直接相关：乡村教师的地位愈高，农村家长和学生对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以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认同度也就愈高；反之，则愈低。
　　教育部日前举行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过去5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乡村教师的待遇显著提高，但同时也面临培训针对性不强、教师专业化成长不够和教师地位、待遇需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如何突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当前面临的瓶颈？如何全面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给光辉职业一个坚实支点？本报将从今天起在评论版连续刊发“关注乡村教师成长系列评论”，敬请关注。
　　乡村教师是农村教育“活的灵魂”，是农村学生睁眼看外部世界的“第一面镜子”。他们地位的变化，事实上与乡村社会对待读书的态度直接相关：乡村教师的地位愈高，农村家长和学生对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以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认同度也就愈高；反之，则愈低。可见，让全社会赋予乡村教师这个群体本应拥有的崇高地位，绝不仅仅关乎这个特定群体自身的光荣，更关乎乡村社会与农家子弟对待知识的态度，关乎底层社会对未来的期望。然而，作为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体，当前乡村教师的地位总体不高，这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
　　从外部来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广大农民经济地位的提升，乡村教师的经济和文化地位均受到一定冲击。由于多年来城乡教育发展差距的存在，乡村教师已很难满足乡村社会日益多元化和优质化的教育消费需求。“城乡分殊已致流动固化”“激励缺位已致职业倦化”“待遇低下已致负担沉化”“道统剥离已致功能窄化”“原创不足已致话语弱化”的乡村教师，很难在乡村社会获得地位认同，更遑论全社会发自内心的尊崇了。
　　从内部来看，作为一个群体，乡村教师这一岗位无疑具有“超稳定性”，但乡村教师个体却具有明显的“强流动性”。一些教师凭借个人实力或人脉关系脱离了教师岗位，这给仍在坚守的乡村教师造成了额外的精神压力，使得坚守者在教育内部空间也找不到足够的尊严感。社会各界对乡村教师群体的帮扶行为和同情话语，固然有用且必要，但客观上也在不断印证着乡村教师的弱势地位。另外，随着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重心上移”和乡村教育的“选择性消费分层”，底层农村学校的优秀生源不断流失，这样的客观现实使得乡村教师很难在教育教学绩效考核中获得职业成就感，结果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会进一步助推外界对乡村教师群体的轻视。
　　在笔者看来，乡村教师要摆脱当下的地位之困，亟须对症下药。从社会大结构来看，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农村家长和学生教育需求的提高，乡村教师必须正视由此带来的新挑战。首先需要走出与村落空间相互划界的“文化城堡”乡校，不仅要成为书本等普遍性知识和形式理论的专门提供者，更需要成为地方性知识和实践理论的生产者和发掘者，使乡村教师摆脱悬浮的状态而真正内嵌入乡村社会。这就需要打破教育常规，实现教育与社会的深度融合。笔者建议，第一步是突破人事管理壁垒，放宽教育系统内部对乡村教师的管理，由党委和政府组织部门、人事部门参照“第一书记”的精准扶贫挂职模式，将乡校教师分散至所在乡镇的村组担任“教育书记员”或“教育委员”，为乡村教师与乡土社会的深度融入、生成实践知识奠定基础，让乡村教师能够在乡土实践中真正形成本土化的原创教育理论和实践。
　　从制度层面来看，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已迫在眉睫。要实现乡村教师“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有发展”，无疑需要一揽子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其中收入分配制度中待遇的“增量性提高”和合理的“存量型分配”尤为关键。未来中国乡村教师需要从政策层面明确“以岗定薪”，边远艰苦地区的教师岗位薪酬设置应在本地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各地要制定明细的岗位工作计划，并接受专业化的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
　　通过公共治理结构改革，国家和地方设立创新项目和特殊岗位时，要引入具有创造力和执行力的思想家、实践者，打通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制度分界线，在农村合理布局高校，打通高校教师、中小学乡村教师和外部民间力量之间的壁垒。笔者期待开展新乡土中国框架下的教育改革试验，有像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一样的乡村教育大家在未来涌现出来，从而以乡村教师的内生实力，提高全社会对其地位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