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需求侧管理需要供给侧改革支持

　　首先，我非常振奋，特别祝贺贾康院长的《新供给经济学》出版，而且我觉得在经济学界我还非常尊敬的一个人。我记得2011年出版《中国梦：中国道路》请他去给我站台，他站台之后，我11月前卖了八千本，11月讲话以后销量就上去了。我估计贾康院长这个《新供给经济学》肯定得超过我，我估计得大量的销售，山西出版社社会价值和经济双丰收。
　　另外，我觉得经济学虽然政治关联很大，但是一定意义上它是个科学，我们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逐步的在我们宏观管理部门引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和组织体系。过去人民银行是财政部的一个出纳机构，但是后来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际上90年代中期才开始，我们作为一个科学的宏观调控，但是我们调控的理念还是主流经济学的框架。我想这是第一个我要说明的。
　　1989年以后经济收缩，后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一系列都是熨平经济波动和货币的收缩和放松有关的这样一种条件机制，但是发现从2011年、2012年我们发现开始这种东西不好使了，全球也不好使了，安倍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学家评价实际上失败的，需要一种新的框架去思维经济运行的规律和出一些新的经济管理的手段或者措施，我想这是一个。因此，我觉得贾康院长这本书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学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我并不是违心的说，而是确实实事求是的讲，它开创了一个和过去主流经济思维不一样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和逻辑体系。实际上我记得我在1997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效率与供给经济学》后面的政策或者大的环境都是总需求框架下的一种思维方式，最后也销声匿迹了，虽然老牌，但是也是参照过去老的供给经济学派的理论写的。2011年，2012年才认识到，估计过去的老办法是不行了。英美、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实行供给侧的管理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经济增速掉下来了，凯恩斯的政策解决不了这个，老的供给学派又捡起这个东西说供给创造需求，核心是减税，但是它有两个比较大的政策，一个是英国实行的私有化，实际上也是供给学派的主张，还有一个是创新，美国的技术进步，我认为当时他的短期政策就是减税，中长期政策私有化和技术进步，实际上是这样的。里根和撒切尔等是一个供给学派的操作者或者实践者，但是都摆脱了70年代滞胀那么一个境地，给他们一定的发展的空间。他的核心就是政治少干预。所以，广义的供给侧管理，也包括长期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实际上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创新，提升它整个结构的升级。我看了一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供给学派国家，它也是一个供给学派总需求管理和货币主义各种理论的一种混合物，只不过在它的期间主要用了供给学派的思路和政府工具。所以，我觉得贾康院长刚才说的，供给侧的逻辑框架和需求侧的逻辑框架不平衡，我们把这个补起来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排斥需求侧的管理或者不配合，我觉得可能也不行。中国这次为什么转向需求侧的管理？我觉得中国大家要注意的是和70年代的英美是不一样的，英美是滞胀，我们是缩滞，既物价收缩，又经济下行，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指标，好像从就业来看我们是胀，从公布的数据来看，但是实际数据到底怎么回事儿再说。因为他判断经济滞胀一个物价，一个失业率，还有一个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三个指标。我们现在物价是和当年的英美不一样的，这需要大家注意。
　　实际上治疗缩滞凯恩斯的扩张政策是有用的，就是原来的环境，但是中国我们2009年用了一次，带来一些后遗症，后遗症应当继续滞胀，继续经济下行又通货膨胀，我们应当是这样，但它后来转为物价开始下行，变成缩滞了。缩滞的对象应该凯恩斯的政策有用，但是为什么没用？第一，我们放出去的量化的货币也好，或者财政每次刺激也好，有一部分进入实体经济了，有一部分没进去，这是当年英美不一样的一点。另外，不能有效的流入国内经济，我们这次明显的看到它流出去，这是第二，我们可能刺激了一下它流走了。所以，它不能解决滞缩问题。
　　凯恩斯的政策在同样的滞缩的情况下对我们为什么不好使？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人口的下行比当年美英澳要严重得多，美国今天的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看2014年它的生育率是2，人口增长率去年还比较高，千分之九，这比我们国家要高多了，我们国家2014年人口增长率五点几，生育率是大概1。26。供给侧管理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强调物的供给，但是我觉得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人的供给，人的生产损害很大，我们三十多年的时间，人的供给是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是劳动力供给侧要素的重要来源，这两点新供给经济学应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刚才我非常高兴的看到黄院长写的全要素投入里，这边减税，第二土地和金融，后面放开人口，我非常赞成。这说明新供给经济学体系也注重人的生产，供给侧的人的生产对于平衡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中国和当年英美不一样，政府集中程度比英美强得多，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国有企业的比重比英美高得多，这种情况下，撒切尔对国有经济开刀，创新和技术进步障碍要比英国大得多，我们在胀的时候人民币是升值的，资金是流入的，但是我们现在在滞的时候，经济下行的时候人民币是流出的，人民币对内收缩，对外贬值。这几点和当年英美进行供给侧的经济管理的环境是不一样的。现在对经济危害最大的就是拐点，直线掉下来的点实际上对应的是劳动力的供给，它20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年龄，014岁人口下降的曲线，这是非常大的拐点。所以，“十三五”的最危险的时期。
　　供给侧的经济政策，国外是减税，国外减企业的税，再一个减个人所得税，它的核心手段是当年里根和撒切尔这些人，但是它的意图是什么呢？就是减了以后企业增加就业或者劳动者劳动要素增加供给以后，增加收入来增加需求，来平衡产出，产出来平衡物价上涨，它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
　　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四个，第一企业的税负和个人税负，当然这次看个人所得税调不了，但是企业税负怎么调。第二清理收费。再就是降低社保费率，另外降低企业的借贷成本。中国和英美不一样就是利率太高，供给经济学除了税费，在中国的供给经济学里怎么把税负降下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给企业减税，增加就业，增加收入，来对应消费需求的上升来消化产能，这是它的逻辑，解决滞缩问题。
　　我们现在非常清楚的看到居民收入一直是下滑的一个曲线。所以，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最终实际上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再就是企业投入产出的投资需求来平衡产能过剩问题。我觉得这是它内部的逻辑关系。在中国国内的供给经济学很重要的，我特别赞成除了减税、减费，以及创新，我觉得人的再生产和人生产以后它的消费的基数加大，慢慢积累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次中央放开二胎我们也在进行测算累计效应有多大，非常关键，我们计算的经济下行的压力，人口的少子化、老龄化占到55的权重，企业税费太高了，占30左右的权重，还有服务贸易逆差这些。因此，我今天非常赞同的就是黄院长刚才加到那里面。
　　今天我们还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是和当年的欧美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人民币处于一个贬值通道，美元处于一个上升通道，这样我们在增加供给侧的改革的时候就面临一系列的难处，操作不好就外流很厉害，供给政策，特别是一些环节怎么设计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人口的政策，过剩会加剧，供给侧的政策发力越多过剩越严重。所以，必须得配置以人口的供给来平衡需求，而且它这个曲线慢慢上来，这是我要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特别现在我们用机器人（300024，股吧）降低劳动成本等等，我觉得这总体上是不可取的，因为机器人是资本，如果工厂里全用资本来创造财富的话，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比例更加失衡，这是第一。第二，生产的产品没有工资的收入在市场上形成需求，这部分产能会更加过剩。所以，一定要想到供给侧的哪些政策会更加导致过剩，这是需要研究的。你要怎么来平衡供给自动创造需求，通过企业的投资需求创造还是通过劳动者的个人需求变成消费需求来创造，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认为应当把人口生育政策和人口流动政策纳入供给侧的政策和改革。其实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对人的教育这些，有利于人口流动带来经济增长，带来需求。比如农村养老比城市要低13到14。所以，我们要考虑需求。因此，我非常赞同关于供给侧的改革，包括土地、金融，特别土地、户籍，把整个人口流动市民化的城市化盘活，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再一次祝贺贾康院长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发布，我还更加强调它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就是中国经济学家来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谢谢。
　　本文是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于12月13日在《新供给经济学》新书发布会暨供给侧改革研讨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