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竹盛：中国法律人不妨也过过“法年”

　　又是一年过年时。除了公历年和农历年，还有几种不同的年，例如学年和财年。财年是财务会计上的一个度量单位，指一个财务核算的年度。财年未必和日历年度相符，例如美国政府的一个财年就是从十月一日至来年的九月三十日。为什么这么安排？因为美国政府预算得提前九个月提交到国会讨论，而国会每年一月份开会，到八月份就休会了，休会前一般能够批准预算，再给政府一两个月时间准备开始实施预算，因此财年安排在十月份开启就比较合适了。
　　就像春节是中国农历年的过年，元旦是公历年的过年，也可以把政府预算获得国会批准的过程看做是财年的过年。美国政府的财年往往过得惊涛骇浪，有时候甚至连年都过不了，因为国会根本就不批准政府预算，比如2013年，正当中国举国上下庆祝国庆的时候，过不了财年的美国联邦政府只能“关门大吉”。
　　中国财年和公历年份相符，但是政府的预算要等到每年三月份全国人大开会时才获得批准。全国人大十来天的会期里，除了政府预算，还要处理其他重大事务。根据民间的习惯，过年一般都折腾一番才能过出年味流散各地的游子挤火车自驾车搭飞机，千山万水也要赶回家，而家里的亲人则上上下下打扫一番，屠猪杀鸡，祭祖祈福，放烟火贴春联。所以如果按照“不折腾就没年味”的定律来看，中国的财年就没有美国的过得那么好。
　　还有一种年叫“法年”。中国还没有“法年”的说法，英文中叫legalyear，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就像学校一个学年分成若干学期一样，英国高层级的法院从每年十月开始将一个法年分成四个“法期”，法期之间高层级法院休假。其他有法年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法年开年仪式的日期不尽相同。
　　法年也可以过得有声有色首席大法官带领着法官们出席仪式，后面跟着司法部门（类似于中国的检察院加司法局）、律师协会的成员，这些统称为“法律人”，坐上则有政府首脑、议员、社会贤达、法学界人士。有时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人也会受邀出席，以显示法治理念无远弗届，而一些地方的首席大法官还会检阅警察队伍，象征警察队伍“永远听法律的话，永远跟法律走”。
　　“过法年”就是法律人过大年，不同的法律职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这一天同聚一堂，三种职业中的领衔人物先后致辞，总结往年，展望来年。但是“过法年”的气氛却未必总是融洽的，比如上个月津巴布韦的法年仪式上，首席大法官奇迪奥西库不仅没有给他的下属法官们“发红包”，反而把一些一年只办了几件案子的“懒法官”挑出来狠狠批评了一顿，尴尬程度堪比剩男剩女们返乡过年遭遇父母逼婚。
　　马来西亚的首席大法官扎卡利亚则在今年一月初的法年开年仪式上，将枪口对准了“一小撮”律师，讽刺他们在公共媒体上尖酸刻薄批评法院的行为是“吃法院的饭砸法院的锅”。但是扎卡利亚也仅仅是讽刺了一下，尔后便表示委屈，因为他信奉的司法伦理是法官不宜“抛头露面”介入公共论争，因此他虽然不满一些律师的无理指责，但也只能是呼吁律师协会和司法部门替法院出头，维护法院的权威。
　　和津巴布韦与马来西亚不一样的是，香港今年的法年开年礼，要解决的不是“法律人内部的矛盾”，而是法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过去一年，香港法治成为政治话语中的受难者，不同派别的政治人物分别用己方立场臧否司法判决，一些群体还打出的了“公民不服从”的义旗。香港法律人的“枪口”一致对外，首席大法官和律界领袖分别致辞，表达法治不容政治侵袭的立场“法治，不容妥协”。
　　中国的法律人还不够“团圆”，不同职业的法律人不像是一家人，互相都认为对方是“隔壁老王”，总是相互警惕。因此中国的法律人不妨也过过法年，许多问题坐下来谈一谈，就像分散各地的一家人趁着过年回家团圆一样，虽然谈的话题总是直奔要害，令人闹心，开口便是婚姻生养、事业前程，但是闹心过后，却发现一家人才更像一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