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斌：中国经济短期的下行压力仍比较大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轨道的第一年。年终将至，2015年仍将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经济“新常态”下的“第二年”，改革从2014年的方案准备期迈入2015年的落地攻坚期。
　　而在12月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高层已强调，2015年经济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制定经济预期目标，适应“新常态”。
　　但是，从目前经济形势判断，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2015年中国经济短期仍将面临下行压力。
　　2015年中国经济改革会面临哪些下行压力，如何去产能化？界面新闻就此专访了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朱海斌。上个月底，他刚发布了关于中国经济展望的《2015：关于中国的十个问题》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2015年中国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将是防范就业风险与金融风险，且中国政府明年将采取更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和松紧适度货币政策，而在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美元走强、油价暴跌的情况下，2015年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挑战。
　　界面新闻：您最新发布的《2015：关于中国的十个问题》中预计“中国政府会将增长目标从2014年的7。5下调至2015年的7”，在您看来，2015年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及风险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朱海斌：当前来看，中国经济短期的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五大任务，还是把“稳增长”作为一个首要任务。短期看来，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经济环比增速可能会是低点，明年二三季度政策调整以后，尤其是货币政策宽松、财政改革可能会对经济有一些推动，经济环比增速可能会有所回升。
　　经济增长主要的压力还是在一些传统的部门，尤其是投资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分为三大部分：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制造业投资，大概占了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房地产投资大概占了四分之一，基础设施投资大概占了五分之一。最近几年来看，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是下行，增长速度越来越慢。
　　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情况已经出现好几年了，所以制造业投资这两年一直是缓步下行，从2011年30多的增速下降到了现在的1415左右。而2014年的新状况是，房地产行业在经历了2012年和2013年中18个月的房地产行业火爆后，今年也因为供大于求的问题进入拐点。房地产投资去年的增速是20，今年只有1112。目前来看，房地产行业供大于求的局面和去库存的压力仍然存在，所以2015年房地产行业依然是持续调整的状态，明年的房地产投资可能还会继续下滑。
　　这些是目前看来，中国经济短期下行最大的压力。明年房地产投资还是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一个风险。
　　界面新闻：您刚刚提到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比较突出，2015年应该如何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朱海斌：从去产能来看，这几年一直在做，但是每年的步伐还是比较慢。从目前大环境来看，国内的需求已经趋于饱和。随着经济减速，需求的增速也比较有限。所以在国内的市场上供大于求这个局面短期不会有太大改变。
　　2014年中国战略上的转移可能有意无意地加强了对外投资。这一方面有政府的推动，也有企业自身战略的调整。2015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肯定会首次超过外来投资。很明显，2007年以后，中国对外投资（ODI）一直都是高速增长的，每年的增速都是20左右。但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是在1000亿美元左右浮动，所以这两者的变化对比非常明显。中国ODI的增长一方面有政府的推动，如“一带一路”、东盟与中日韩103自贸区、亚太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等等这些区域性合作谈判中，中国都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金融领域，今年新成立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也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提供的金融配套支持。
　　从企业部门看，往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基本上以央企为主导，产业方面也比较单一，以资源类的对外并购为主。2014年出现比较有意思的变化是，很多民企对外投资非常活跃，2014年上半年，交易总额位列历史第二，民营企业交易金额以三倍的增速，远超国有企业。行业的分布也比以前相比更加分散，不像之前单一地集中在资源领域，也涉及了制造业、房地产、银行和旅游地产等，反映了中国企业往外走，现在目标不仅是要资源，也涵盖了技术、产业链、海外市场等。
　　这也和中国居民的投资需求变化有关，比如说像房地产，现在海外很多房地产企业主要是服务中国客户的，中国房地产企业现在出现资源重组，国内房地产市场不太景气，往外进行资源重配，这些都是今年的变化。
　　但总体上来说，解决产能过剩，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对海外基础设施这方面的投资合作很可能带来双赢的结果。从中国过去三十年高增长的经验来看，至少有一个高增长的必要条件，就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这可能是中国从过去三十年发展当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当今世界上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个发展瓶颈就是基础设施不足，在这方面海外新兴经济体有需求，而中国也有很强的竞争力。
　　但是实际上怎么落实，尤其是怎样以一个商业化、可持续的模式做下去，这可能是未来几年需要重点观察的问题。
　　界面新闻：2015年，政府针对房地产行业制定的政策会有哪些变化？
　　朱海斌：从房地产市场来看，政府在楼市政策上可能还会有进一步放松的空间。如果中国房地产垮掉的话，我想中国经济几乎没有疑问地会硬着陆。明年稳增长中很重要的部分是“稳房地产”，具体不是说让它反弹，而是指让它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慢慢稳下来。限贷、限购已经开始慢慢放松，降息政策对购房者、房地产企业融资有一定帮助，下一步有可能在一线城市也会做出限购政策的部分调整，不一定完全取消。比如说二套房的房贷今年已经有部分松动，现在是“只看房不看贷”，明年楼市如果继续往下滑，速度超于预期的话，很有可能二套房房贷比例也会放宽。现在二套房的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60，这里面还有很大的松动空间。地方可能在税收政策上会有一定支持，比如买房子所需的交易税、印花税可能会有一些减免。
　　在货币政策方面，2015年降息降准的可能性很大，2015年一季度可能会有一次降息，2015年二三季度可能会有降准，这样的话，对房地产行业也会有一定支持。房地产行业目前是全局性的供大于求，跟以往不大一样，因此这一轮政策调整的压力比较大。我们预计房地产行业经过一年或半年的调整，可以在一个稍微低的位置大概稳住，会是软着陆。
　　2014年的前三个季度，因为种种政策因素叠加后，在住房新开工面积、土地交易、房地产投资方面调整速度比较快，现在政策相应做了调整后，房地产行业往下走的趋势不会变，但是往下走的坡度会比今年要平缓。
　　一个现实情况是，房地产行业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从它本身的体量及相关联的钢铁、水泥和家具等种种产业链对整个GDP的贡献率，我们估计大概是20左右。在中国经济调结构过程中，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在短期内是非常大的“阵痛”。
　　下滑压力主要来自于要在几年内慢慢降低经济风险，确保不会剧烈动荡。而稳增长也是要尽量发掘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需要一定过程。
　　界面新闻：那您觉得，2015年，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会集中在哪些行业？
　　朱海斌：从行业上来看，一个是跟中产阶级崛起相关的消费性行业，这与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后需求大多转入对生活方式的追求相关，消费模式可能会不一样，未来海外旅游的空间也会很大；另一个是与健康、医疗、保健相关的大健康产业，与中国的老龄化相关，他们对健康的需求也在增加。
　　和环保、新能源相关的行业也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大众对环保的意识远远加强，2014年，已经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共识：环保问题到了必须治理的阶段。这个行业跟环保相关的，还有污染处理产业。
　　界面新闻：目前财税改革的框架已经基本搭好，2015年，如何继续将财税改革往前推进？
　　朱海斌：2014年，财政改革的进展非常鼓舞人心。其中三个关键内容包括：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其中，地方政府债务是关键问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我们预计2015年前两个问题依然是重点。
　　在2015年1月底之前，会出现地方政府债务重新分类的问题，商业类债务的归公司企业，公益类债务的归政府。目前正在对地方政府债务存量问题进行清理，需要地方政府负责的债务由地方政府承担，而不归地方政府负责的就由商业项目进行。地方政府债务整顿以后，就是增量问题，原则上公益类的债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是财政部主推的方式；另一种是在没有社会资本参与的情况下，就以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方式来承担。在新的制度下，地方政府不能通过企业或者融资平台来融资，这是根本性的转变。2015年将会是过渡期，不会一刀切，但未来的方向性是清楚的。在一两年的过渡期后，就不会允许地方政府再通过融资平台融资。
　　对经济的影响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如果说不能再以传统的方式融资，只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话，地方政府财力会受很大影响，再加上房地产市场调整，土地收入也不会很理想。今年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比较大，明年压力可能会更大，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
　　制度设计里，有通过PPP模式把这块给填补上去的计划，明年PPP模式到底能推成什么样？到底能不能把地方政府下的洼地给填上，这是明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很大问题。
　　公益类项目一般投资期限比较长，收益相对比较低，怎么设计一个机制，尤其是让社会资本、私人资本有兴趣真正参与到投资里头？我们提到有“特许经营”的方式，但目前来看，PPP模式中参与的社会资本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这算不上真正的PPP模式。
　　过去的地方政府债务里直接或间接地存在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无风险利率被人为地拔高，这对整个金融体系改革、利率市场化和实体经济都有很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认为，第一步是确认边界，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存量中哪些由地方政府承担、哪些与地方政府无关。在未来违约处理的时候，解决的法律途径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