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峰汪彤：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与政府改革

　　新一届政府的执政思路与施政重点体现在促改革、稳增长、惠民生等方面。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地产周期、资本支出、库存周期共同向下的压力，处在增速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未来十年，政府改革进展、创新持续推动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与效率提升。
　　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改革是新一届政府提到次数最多的议题，既涉及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也涉及中期预算、“营改增”的财税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的金融改革，还涉及农业改革、铁路投融资改革、养老服务改革等。通过全方位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改革的作用，现有一些改革措施、方案、试点正在实实在在地推进。李克强总理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这是为经济的创新周期提供有利条件，也充分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加快改革的决心以及“向改革要红利”的意图。
　　稳增长方面，新一届政府长短兼顾。2013年6月，面对钱荒传言，政府没有盲目出手，而是力图以金融之手，通过市场调节，“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央行行为方式的转变，折射出了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思路的变化。政策重点不再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增长，而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挤出在影子银行与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泡沫，消除制造业产能过剩，从而真正实现调结构、转方式的目标。同时在短期，本届政府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光伏产业遭遇困境时，政府及时出手。因为中欧光伏贸易争端影响到中国上千家企业的生存和40多万人就业，这一举措关系社会稳定。以上几点可以发现，新一届政府决策不是重在应急，而是强调长短兼顾，试图努力在治标的同时，把治本的长效机制建立起来。从经济学思想的角度来看，政府一方面可借鉴伯南克和明斯基的思想，重视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波动的控制，并加强对金融体系风险的监管；另一方面仍可借鉴凯恩斯的思想，在经济周期有下行危险时，及时适度地干预经济来稳定就业。
　　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一届政府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部署，试图织就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安全网。加快教育、医疗以及养老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不仅是民生工程，也是补上服务业短板的大好时机，符合调结构、促转型的发展方针。同时，我们强调的发展服务业，侧重于现代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当然，改善民生还包括环保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这两大问题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发力点。从经济周期的思想来看，新一届政府在改善民生时，应以全新视角和思维，有针对性地选择社会领域的薄弱环节，加大投资力度，一方面能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又能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争取把宏观决策时的“两难”变成双赢甚至多赢。
　　房地产周期的下行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对冲？如何转型？实际上就是如何使得经济平稳回落的问题。实现经济平稳减速的要件，一是创新演进，二是政府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改革。
　　第一，必须避免房地产价格出现明斯基时刻，即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城镇化的开启确实为房地产提供了客观条件。2013年2月以来房价环比增长见顶，随后持续回落，但环比增长尚未出现负数。地方政府在此时点已经开始想方设法稳定房市，中央政府也推动市场无风险利率下行，从本质上也是为了避免房价出现明斯基时刻。我们理解，明斯基时刻在现代经济中出现的频率在降低，原因是政府调控增多。在城镇化下半场中，房价高增长的预期会降低，而收入增速仍能保持，房价相对于普通大众的收入会变得更加合理。房价会出现分化，即一、二线城市仍将上涨，但三、四线城市会出现下跌，政府需要组织好产业、基建和人口的布局。
　　第二，政府改革是决定在经济换挡期平稳发展的关键。政府和国企将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政府改革可以使得政府效率更高、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更为合理。奥利地学派的“无为而治”所需付出的社会成本过高，而过强的“凯恩斯主义”则使得政府背负过大的债务，因而“定向凯恩斯主义”可能更为适合转型期政府。同时，政府支出进一步从建设转向民生，教育、医疗、社保、环保、失业保险等支出比重将不断上升。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那些新崛起的行业，包括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国企仍将是重要的组成力量，但前提是国企改革的推进。
　　第三，促进创新演进。创新周期是长达5060年的长周期，但是创新一定是爆发式的，而非平稳式的。按照十年一个创新爆发期而言，20102020应该是这样的科技创新爆发期，未来35年是重大机遇期，包括互联网、通信、新能源等，都在出现重大突破。政府和金融体系需要更多的资源倾斜，包括政府RD投入、给予高科技企业更多优惠，以及金融体系给予高科技企业上市更多的便利等，都对中国的创新演进至关重要。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包括高新技术领域的产能过剩，比如光伏；包括现在崛起的互联网企业普遍被外资所控股。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这一轮创新演进中有所规避，尽管这很难。
　　房地产增长的回落是历史客观规律，本身不是坏事，潜在增速的下降不应回避。从经济周期理论来看，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是逐步探底回升的十年。只要规避房地产市场的明斯基时刻，遵循“定向凯恩斯主义”道路，在熊彼特的大创新周期中促进创新的演进，做好政府改革，让政府在新兴产业崛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金融体系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为新兴产业服务，未来仍能穿越牛熊，实现白银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