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农建：依法治国与约束公权

　　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外国人难以明白此话的含义，毛的老朋友美国人斯诺将此话翻译成“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如此谬译，让人哭笑不得。
　　无法无天也就是为所欲为，藐视规则，无限制、无约束、无底线。治国而无法无天，其结果可想而知。权力不受制约，最后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被中共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曾经的亲密同志和国家主席，转眼便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国家主席尚且得不到法律保护，遑论他人。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有了依法治国的口号。不久前，中共召开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当然，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不仅仅只是一个依法的问题。在中国，一直以来总有人要么从古代法家的理念上去理解法治，以为法治就是统治者威临天下，法外无情；要么从联共（布）原教旨主义的教条上去理解法治，认为法律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也就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专政。
　　这两种观念都隐含了一种前现代的政治理念，即不是从约法，而是从征服的意义上去理解法治。按这种理念，法律和法治，都是用来管制被统治者的，在这之上，有一个作为社会征服者的超级实体，它是法律或法治的制定者、施加者，而它自身是不受法律或法治制约的。这种前现代的政治理念固然符合人类早期，甚至至今一些后进国家族群间或阶级间的政治征服历史，但却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认为，法律是一种公共的约定。其正义性就在于这种约定。法律或法治固然有其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性不是基于征服，而是基于约定。它的强制性只是为了维护这种约定。这种强制性本身，并不构成法律体系合法性和公正性的来源。在这种现代法治体系中，不存在位于法律之上的超级实体。即便是这一系统的操作者，本身也要受约法制约。这就是权力制衡和有限权力的现代政治理念。
　　在中国，千百年来，“依法”之所以仅仅只是一种景愿，而非一种常态，以至铁面包公的戏唱了几百年，就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在法律之上的超级实体，法律因其意志而随意弯曲。这就是俗称的权大于法。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种体制下，即便执法者个个都是包青天，都能严格执法，是否就实现了社会公正和法律正义呢？执法的严格，这本身并不能证明被执行的法律的公正性。早在两千多年，孔子就说过“苛政猛于虎”，认为严刑苛政对百姓的伤害，犹甚于虎。当然，孔子并没有去否定这种权法关系先天性的结构缺陷，而是试图以德治仁政去弥补其不足。
　　对于今日中国来说，要改变原有的权法关系，一步跨入到现代法治社会，尚无可能。究其原因，既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六十多年体制惯性的历史包袱，也有执政利益的纠结和马列原教旨主义教条的束缚。以今日中国党与法的关系来说，要执政党自我否定，自我放弃“党的领导”，按西方模式来重构权法关系，显然不切实际。
　　在近现代一些国家中，曾经历从开明专制或威权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演变。在这些社会中，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不是革命式地打碎重构或推倒重来，而是从确定王权或党权的法律边界，约束无限权力开始的。借鉴这种渐进模式，在今日中国，撇开现有党法关系不谈，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去约束公权，限制其对社会生活的任意干预。
　　首先，依法治国，意味着以法治替代人治，即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喜好去治国，意味着执政者不应越过法律去干预一切。改革开放前，无限权力干预一切，农民怎么种地，艺术家怎么写剧本，事无巨细，都被统管起来，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既然谈法治社会，至少要做到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不应任意干预。
　　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的非政治性的事务，譬如，文学作品要怎么创作，教材要怎么编写、建筑风格的美丑评价等等，这属于文学家、教师和建筑师等的事务范围，而并非国家事务。执政者纵然全知全能，亦应明白公权与私权的边界。依法治国，不仅仅只是指限制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营造透明有序、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应包括限制公权介入其他非政治性的社会生活领域。
　　其次，在不涉及顶层党法关系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从基层和地方层面，去约束基层和地方权力对法律的干扰。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是一种被称为“块块专政”的体制，每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在本地区都是一言九鼎，拥有无限权力，可以干预地方立法、执法、纪检、媒体舆论、经济民生等任何事务，如同土皇帝。
　　在地方层面上将某些权力，如司法、廉政监督、舆论管理等，分离出来，形成地方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限制公权的滥用，至少可以在大范围内有效减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和官场腐败的弊端，在地方层面上的发生，增进社会和谐，减少民怨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尽管当局讲依法治国，并非要否定现有党法关系，但与无法无天相比，提出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限制公权滥用，无疑是一个进步。人们希望，未来的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