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辉：看美国是如何从国际金融危机中获得最大收益

　　2008年秋在华尔街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有7年。从多项指标看，美国这个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这个国际大玩家获得了最大收益。美国通过经济、金融、贸易，以及国际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软硬兼施、组合发力，取得了转嫁危机成本、改善自己体质、迫使对手陷入困境的“一石多鸟”效果。不过，美国的成绩单虽然好看，根本问题却没有解决。一赢多损的结果，已给国际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地缘政治留下了更为尖锐的矛盾。怎么看？怎么办？新一轮全球博弈或许更严酷、更复杂！
　　亚夫
　　尽管传统行业和历史体制已经明显不适应于时代发展，但它们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或缩小自己的历史舞台，而会持续地维护现有的格局与机制。尽管可以预计和认识危机的最终结果，但是其路径往往出人意料，致使各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刺激政策与之相左。尽管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不断向好，但是也应当清楚地看到，传统经济体制的裂变和重塑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重塑的试错过程在所难免。
　　上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几乎贯穿整个三十年代，与上世纪整个七十年代相伴的是经济滞胀及两次石油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历时已经7个年头，美国经济开始恢复向好，但是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前景仍不明朗，新兴经济体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际，经济增长也受到了较大困扰。即使仔细分析美国的经济指标，美国经济也并未完全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长期看美国经济增长仍然存在隐忧和挑战。
　　出台扶助政策助力经济恢复
　　为了治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相继采取了注入流动性、降低利率、实行重组与救助等货币政策和改革措施。同时，采取了救助弱势群体、扶助创新行业和产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政策，帮助国民经济尽快复苏。
　　1。实行定向宽松的财政政策
　　随着危机快速蔓延和加剧，世界各国不得不携手采取经济刺激计划与措施。2009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经济刺激方案总额为7870亿美元，由减税和政府支出组成。减税总计2880亿美元，减税包括对个人及家庭减税与对企业减税两部分。
　　分领域来看，减税方案中有150亿美元属于“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610亿美元属于“弱势群体救助”，250亿美元属于“教育培训”以及220亿美元属于“能源”。针对个人和家庭的减税规模超过2500亿美元，是减税计划的重心。对企业的减税主要适用于中小企业，即只有年利润在5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才能以2008年或2009年的亏损来抵消过去五年内已支付的税费。
　　美国不仅利用减税计划扶助行业发展，还安排了相当规模的政府支出用于救助地方财政和促进基础行业发展。政府支出总额接近5000亿美元，包括以下项目：
　　一是1440亿美元用于“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救助”，这是联邦政府为了阻止州和地方政府削减卫生和教育开支或增加税收，而向各级地方政府的拨款。其中包括对各州政府拨出的修缮学校建筑的536亿美元。
　　二是111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投资，包括兴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改善公共交通系统、加强宽带网络覆盖、国防设施实施能源效益计划、洁净水源计划、清理前核武和研究场地的环境等。
　　三是810亿美元用于直接针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其中，100亿美元投资公共住房计划，199亿美元用于济贫，增加食物换领券资助贫穷家庭。
　　四是590亿美元用于“卫生”。除将投资于医疗信息技术领域，例如将病例数据电子化外，437亿美元用于公共卫生与社会服务紧急基金，其中有269亿用于帮助失业者维持他们的医疗保险。
　　五是530亿美元用于教育与培训领域的投资。六是430亿美元投入在“能源”领域，其中199亿美元投资在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131亿元用于对再生能源生产的税收抵减。最后，80亿美元用于其他支出。
　　2。实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从2008年11月开始2010年3月结束，购买了资产累计1。725万亿美元。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执行期间为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购买总金额6000亿美元长期美国国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执行卖出较短期限国债、买入较长期限国债的“扭转操作”。自2012年9月14日起，每月购买400亿美元的MBS，不设定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购买结束时间。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QE4）始于2012年12月，每月购买450亿美元国债，加上QE3每月400亿美元的MBS，美联储每月资产购买额达到850亿美元。
　　2013年四季度，美联储已宣布将逐步减少量宽买入规模，且将继续努力维持低利率，以保障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2014年11月美联储不再购买资产，这表明美国已经完全退出了量化宽松政策。
　　不过，美联储表示在量宽政策退出之后，仍将努力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直至美国经济回复正常。如果预期通货膨胀率未突破2。5，失业率高于6。5，将继续维持00。25的利率政策。
　　3。产业政策持续发力
　　美国制造业正在利用天然气价格低廉的优势重整旗鼓。由于“水力裂压法”新型页岩气开采技术的推广使用，大幅降低了页岩气开发的成本和难度。引领页岩气技术的美国，正在掀起了一场“页岩气革命”。2000年时美国页岩气产量为零，截至2013年末其产量已经占到美国天然气市场总量的四分之一。
　　美国能源自给率不断提升，能源出口也在逐步扩大。美国天然气价格从2008年每百万立方英尺78美元的水平下降到了3美元的水平，下降幅度超过60。天然气产量飙升和价格降低，煤炭石油面临被替代威胁。普华永道预测，在2025年之前，这场“页岩气革命”为美国制造业新增了一百万个工作机会，同时让制造业成本每年节省1160亿美元。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十分明显，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效果逐步显现。由于页岩气革命、新技术革命和物流成本下降等原因，美国经济凸现成本优势。制造业正在从德日等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步向美国转移。
　　波士顿顾问集团（BCG）调查25个主要经济体后发现，2013年美国制造业成本的竞争地位已攀升至第二，直逼第一名中国，韩国排名第三。BCG表示，与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十大出口国相比，美国整体成本低10到25，已经与东欧相差无几。美国制造业从2004年起不断提升竞争力，进步幅度超过除墨西哥、印度和荷兰以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出口大国。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18年美国制造成本将低于中国。
　　美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
　　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扶持下，技术创新和市场力量主导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经济模式和产业链条重塑，美国经济增长不断向好发展，失业率已经降到政策目标以下，股票市场屡屡创出历史新高，国内消费情绪趋向乐观，制造业复苏回流趋势增强。
　　1。经济稳步增长，失业率持续下降
　　按罗默等人所著的《经济刺激方案的就业效应》（TheJobImpactoftheAmericanRecoveryand
　　Reinvestment
　　Plan）所述，本次危机就业率至少到2014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从2007年中算起，整个经济恢复和产业链条的重塑过程的时间跨度整整7个年头。2014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的现价和不变价折年率分别为4。9和2。4，2014年9月末美国失业率降为5。9，已经连续六个月在6。5以下，登记失业人数同样连续六个月处于1000万人以下，基本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扶持政策起到重要的救助作用。据罗默等美国经济学家预测，经济刺激计划使2010年美国就业人数增加367。5万人，当年GDP增加3。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对经济的冲击。由于经济向好和失业率下降，美联储经历了将近1年的逐步缩减购买资产的过程，于2014年11月美国已经停止购买资产计划，完全退出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财政政策也受到了财政“悬崖”的极大约束，政策助力将会越来越弱。美国经济复苏的稳固程度将受到考验。
　　2。股市屡创新高，房市高位回暖
　　由于实体经济再造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优先流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因而，比美国实体经济表现更好的，无疑是美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2008年6月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最高达到12307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路下跌到2009年2月的6547点，八个月总跌幅为47。
　　在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下，美国股票市场持续走出了五年多的牛市。截至2014年10月末，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已经创出17000点历史高位，与危机期间的低点相比上涨已经达到160，已经高于危机前高点40左右。
　　房地产市场复苏势头同样强劲，2007年二季度美国房屋价格指数最高达到378点，最低跌到2012年一季度的310点，五年总跌幅不过18。之后即开始稳步回升，截至2014年二季度回到341点，两年涨幅超过10。危机期间，美国房地产市场并没有过深下跌，只不过是削去了20002007年快速上涨的泡沫，随即重回原来的上升通道。
　　美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上涨，给美国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从国民生产总值分项数据来看，居民个人消费成为美国经济复苏最主要的动力。危机期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经过2009年的短暂下调，2010年即恢复增长。2008年美国现价个人消费支出为10万亿美元，2009年下降到9。84万亿美元，下降幅度1。6。2010年增长到10。2万亿美元，同比增幅为3。66。之后持续增长，2013年全年美国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为1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6，成为美国经济复苏最为强劲的动力。
　　3。生产成本降低，美国产业升级再造持续推进
　　美国的一大优势是页岩气的新开发技术带来了相对便宜的能源，近五年美国天然气供应年均增长20以上。另一大优势是拥有高端的制造业服务型人才。据有关报道，至少有30的“制造业岗位”如销售、工程、设计等主要依靠白领型的服务性工作，而在被麦肯锡研究人员称为“全球技术和创新”行业的制造企业中，这一数字高达55，这包括半导体、医疗设备及其他高端产品的生产商。
　　在综合考虑劳动力成本、物流成本、供应链、产品创新和质量控制等因素的变化后，部分制造商开始对供应链及生产环节进行全盘再评估并重新在全球布局，一些美国企业把部分生产线搬回本土的案例不在少数。自危机以来，在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扶持下，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再造不断推进。
　　另外，制造业在生产方式、组织形态等方面都出现了变革，这或将给美国制造业带来一次重生的机会。比如机器人技术廉价却具有高度自动适配能力，它正在让制造业对劳动力成本变得不那么敏感；
　　3D打印技术使生产单件产品的成本与批量生产一样便宜，大大削弱了规模经济效应；社交网络的出现改变了制造商、供应商以及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和协作模式，
　　缩短了从产品创新到生产的过程。制造业的大变革也改变了制造业生态系统，美国政府高效地服务意识有可能为美国经济复苏和再造赢得先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未来的制造业版图可能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由于它们无力独自培训工人、完成新产品的商业化以及获得融资，因此政府如何完善这些行业链条上的不足，可能比简单地给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更重要。美国联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扶持建立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就是要搭建这样的“生态系统”。
　　美国经济仍存在考验和隐忧
　　美国经济向好是建立在宽松的金融条件之下的，并且劳动力成本的国际竞争力仍没有根本改善，美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特别是美国经济还面临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挑战和“财政悬崖”的威胁。美国经济能否从复苏走向繁荣，值得关注和思考。
　　1。美国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没有变小反而有所扩大，建立在虚拟财富增长基础上消费复苏的基础并不十分稳固
　　金融危机不仅表现为经济萧条与失业，它还能带来社会的变革。经济史学家戈丁与马戈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至50年代期间成为“大压缩”时期，经过“大萧条”的压缩和“新政”的变革，这一时期美国收入分配差距大大缩小，成为美国史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大萧条”以后美国社会发生了经济民主化的巨大变化，大多数美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钱享受体面的生活，50年代中期美国最富的1人口实际税后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之前的水平低2030，购买力绝对地下降了，而普通民众的收入大大提高。人们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卡迪拉克与雪弗莱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差不到哪里去。这次危机被形容为“百年一遇”，其变革力量当然不能小觑。
　　尽管这次危机以来，美国实施了扶助贫穷家庭和小微企业的财政政策，但是至今看来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2008年美国20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为17。1万美元，收入占比50；2013年这部分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为18。5万美元，收入占比51，比危机前提高一个百分点。2008年美国5的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为29。5万美元，2013年达到32。2万美元，这部分家庭的收入占比也从21。5上升到22。2。
　　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比上升意味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比下降，
　　2013年美国20低收入家庭、20中低收入家庭、20中等收入家庭、20中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比分别为3。2、8。4、14。4和23，分别比2008年下降0。2、0。2、0。3和0。3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没有修复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增加了这种趋势。经济民主化进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表明这场金融危机的病根并没有真正清除，未来可能爆发更大的纠错行为。
　　2。美国劳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参与率仍在较低水平，主动退出寻找工作的劳动力人数较多，失业率降低带有一定的虚幻性
　　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9月末，美国失业率为5。9，已经连续6个月低于6。5的货币政策目标。但是仔细分析美国的就业率、就业参与率和就业人数占比，就会发现美国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像失业率那样显著改善。
　　美国劳动力就业参与率在1998年中达到最高67。2，之后持续下降到2008年末的65。8，10年间的就业参与率幅度下降1。4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劳动力就业参与率进一步下降，截至2014年8月就业参与率仅为62。8，不足6年的危机期间下降3。0个百分点。
　　这说明美国不仅存在较多的摩擦失业，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退出就业市场。其原因在于随着美国新经济增长范式持续改造，具有旧技术的人员不得不退出就业市场。而适应新岗位、掌握新技术的人才还没有快速成长起来。因而，造成了失业率持续好转，就业参与率却不断下降的局面。
　　美国就业率最低值出现在2010年11月和2011年6、7月三个时期，最低值为58。20，其他时期的就业率都好于这三个时期。2011年8月以后美国就业率略有波动的缓慢回升，至2014年8月美国就业率回升至59。0，应该说美国就业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美国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确没有明显改善，2009年以来该比例持续保持在45左右的低位，低于近20年的平均水平。这说明美国整体就业状况改善并不明显。由此可见，美国就业状况仍需要长期整固，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十分稳固。
　　3。建立在财富效应和利息负担下降基础上的消费和投资增长，将面临国际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给美国经济带来困扰
　　如何看待美国居民消费增长和投资复苏呢？建立在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金融环境，带来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这些虚拟资产市场价格上涨的财富效应，使普通居民的虚拟财富大幅上涨和利息支出下降，居民消费信心得到一定修复，居民消费得到较快增长。
　　同样，基于宽松的金融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基于页岩气开发带来的成本下降，私人投资趋向活跃。但是今后美国已经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遇到了“财政悬崖”的约束，美国宽松的金融环境能否继续保持，取决于在其退出量化宽松过程中，其他地方的国际资本能否被吸引回流美国。
　　如果美元由弱变强成为定局，国际资本就会抛弃其他货币而换成美元，国际资本回流美国。这有利于美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保持宽松的金融环境，进而维持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世界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主要经济体稳健发展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才能更为坚实，否则可能受到其他经济体的拖累。由于美国对经济的掌握能力远比其他国家更强，总体上看其他国家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更大。
　　如果其他国家经济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和改善，不仅在美国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曾经遭受了通货膨胀的困扰，还可能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遭受通货紧缩的困扰。美元回流美国稳固了美国经济复苏，却给其他国家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困扰。
　　4。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考验世界各国经济实力和货币掌控能力，中国经济挑战和机遇并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进出口短期内出现了大幅回落，随后开始稳步上升，出口增长比进口增长更快，贸易逆差有所收窄，有利于弱势美元转变成强势美元。通过强弱转换，美元投资收益颇丰：危机期间，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美元持续流入其他国家，持续推动他国经济泡沫化。
　　比如2008年100万美元的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房地产，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7。2：1左右，北京三环附近住房在2万元平方米，可以购买360平方米的住房。由于中国住房市场持续泡沫化，目前该住房单价约在6万元平方米，总价值为2160万元人民币。这是美元流入其他国家造成泡沫化收益，也是弱势美元的外溢效果。此时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进入升值通道，国际资本回流美国。该投资人卖掉住房获得人民币2160万元，按现行汇率6。15：1兑换成美元为351万元，利润率251，复合年均回报率高达28。5。可见，由于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和格局没有改变，美元本位下的“货币悖论”也没有改变。
　　从欧洲、日本和其他新兴国家看，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过程中，其货币如欧元、日元、卢布等汇率都出现了大幅贬值，这些地方的美元回流趋势基本确立。不过，美元遇到了最大的抵抗是人民币，尽管2014年16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05贬值到了6。26的水平，但是6月以后人民币开始升值，至今仍维持在6。15一线。如果不能将在中国国际资本吸引到美国，美国宽松的金融环境将会遭到挑战。
　　当然该博弈过程很微妙也很复杂，归根到底取决于中美的经济实力对比。中国经济境遇并不比美国好，中国面临的问题远较美国复杂，不仅在于经济体制需要改革、人口老龄化加速、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出口增长面临压力，更面临政治体制改革难题和利益集团的阻碍。在这次伟大的博弈中，中国有机会完成一项质的飞跃，但不确定性也比美国更大，关键在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