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间派”凌斌：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讨论农地流转

　　
　　在以“莫干山精神”为主题的“1984莫干山会议”代表对话环节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凌斌提问发声，提出挂牌讨论农地改革问题。包括王小鲁、黄江南在内的“1984莫干山会议”代表们欣然让台，鼓励青年人参与改革讨论。凌斌全程参与组织的农村土地改革为主题的“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讨论组，因讨论内容为改革重点、争论激烈，成为莫干山上最热闹的青年圆桌论坛。
　　
　　经济观察报：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学界争议很大，您此次是带着什么观点参加莫干山会议的？
　　凌斌：现在激烈争论的两派观点，一派以周其仁老师为代表，强调土地归农，涨价归农，可以称之为“私权派”；另一派以华生老师为代表，强调土地归公，涨价归公，可以称为“公权派”。而这两种观点我都不赞成，我属于“中间派”，主张“中间道路”，发挥政府和集体的作用，居间谈判、统筹协调，实现土地间接入市，在企业、农民、集体和政府之间分享增值收益。
　　三十年来的地方实验，在保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宅基地使用权和农用地承包经营权都在流转，范围和方式多种多样。这是农村土地流转积累的重要经验，应该继承和发展。同时，可以通过缩小地方政府行政强征的范围，弱化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谈判权，提高农民和集体在增值分配中的比例。
　　经济观察报：新型城镇进程中，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密不可分，在您看来农村土地改革和城镇化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凌斌：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城镇化，才能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保障了就业，农民才能在城市安定下来，最终转变为市民。不是给了农民市民身份就完结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随后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城镇化的财政基础不仅来自工业和服务业的利润，也要从农村土地和农民工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中获得。过去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现在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脱离开土地城镇化孤立地推进人口城镇化。如果农民脱离了农业又无法在城市充分就业，这对整个国家都来说就将是一个危机。
　　经济观察报：那么农民进城后在农村的土地怎么办？
　　凌斌：在确保进城农民获得完整的福利保障和经济补偿的前提下，赎买农民在农村拥有的土地权利，收归集体，再由集体集约化利用，包括进一步流转。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好比长江，农村集体好比长江边的湖泊，只有长江水道疏通了，足以容纳百年洪峰，才可以围湖造田，只有城镇化大体完成，才可以全面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
　　经济观察报：在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您给的建议是什么？
　　凌斌：很重要的一点是完善治理体系和强化治理能力。土地从规划到流转，有一个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特别是乡村两级基层组织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到，较成功的试点模式无一例外都要依靠乡村两级政府。另一方面，凡是土地流转中出现了恶性事件的地方，都是基层政权出了问题，特别是乡村两级基层组织的涣散和腐败。其中的重要原因，是1998年农村基层自治改革，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基层政府和农村的联系，又没有很好地解决基层治理问题。
　　经济观察报：您所在的“城镇化”讨论小组花了一天的时间逐条讨论三中全会《决定》中的内容，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讨论方式？莫干山上经历了两天两晚的讨论，就讨论的主题来说，在哪些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哪些方面仍分歧较大？
　　凌斌：《决定》其实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获得了多数共识。一方面不触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拥有的他物权，即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增加土地流转方式，扩大流转范围。《决定》提到了包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承包地在内的土地权利的多种流转方式，比如租赁、入股、抵押、担保。“流转”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中国概念，它涵盖的范围很广，征收、交易、租赁、入股都属于流转。这就给了各地一个特别大的空间。但买卖会产生所有权的转移，就会改变现有土地制度，因此必须慎之又慎。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一方面要划定底线，另一方面仍然必须试点探索。
　　
　　作者：余寒刘婷婷赵雪辰王正浩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