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宪政之争的名与实

　　宪政之争的名，源于对当下中国问题的不同认识。
　　中国政治中似乎存在某种循环，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呼呼新一轮改革时，各种思潮便粉墨登场。一些思潮借助中国的五四情结与近代革命精神，花样翻新，颇具迷惑性。卷土重来的宪政民主，便是一例。
　　宪政的意义就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共福利。它所奉行的原则是：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宪政本身是现代国家政治进步的产物，也从制度上确保了这种进步。然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一重要成果，是推广宪政性而非实现普世性的宪政民主，比如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法国实行的是总统制、德国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其宪政性相通，而宪政形式各不相同。
　　当宪政性转化为宪政民主时，就可能抹杀了这种差异性，甚至导致宪政原教旨化乃至异化。宪政民主倡导宪政、民主、法治的三位一体民主负责权力的归属，法治负责权力的实施，宪政负责权力的制约，主要特点是：一、以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二、实行分权制衡；三、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四、建立宪法审查制度；五、司法独立；六、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
　　不少人混淆内容与形式，混淆宪政与宪政性，将上述六项特点作为宪政的金科玉律，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陷入中国式宪政悖论。概言之，一些人倡导宪政民主的实质，是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直选、司法独立，忽视或挑战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党、依法治国的决心与信心。
　　误读中国问题，是宪政民主卷土重来的时代背景；厘清中国问题，是解开宪政民主钥匙。
　　中国面临着什么问题？从雾霾、腐败到社会诚信下滑，凡此种种，可归结为三大问题：一是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指望中国用近30年的时间，就把西方历史上几百年才解决的问题，或中国过去累积的学习西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全部消除，是不现实的。二是中国文明转型、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问题。中华文明五千年来首次实现从传统农耕型走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从传统内陆型走向海洋，从传统地区型走向全球。这三大转型，真正掀开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深刻挑战。简单指责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诚信的丧失，是浅薄的。
　　要重建中国的传统价值，挖掘中华原生文明中优秀的东西，适应现代文明，同时还开创一种符合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这样的挑战是空前的。第三是所有的国家现在都遇到的困难，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比如全球经济不景气、全球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问题等等。17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和西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过去一直是中国解决自身的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西方解决他们的经济危机、党同伐异。但是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相同的问题，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宪政民主显得捉襟见肘
　　对比上述三大问题，宪政民主显得捉襟见肘。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无论规模、性质、结构还是时代背景，均超越西方历史，不仅不能解决今天西方面临的问题，遑论中国。以宪政民主的金科玉律，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药方，似乎今天的中国还要重现一百年前中国成为各种主义、革命试验场。时至今日，各种政治思潮、主义不时卷土重来，只能说明中国迄今没有走出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情结，陷入线性进化论圈套，始终在仰视西方而不自觉地失去自我。
　　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只能靠中国自身的实践和创新。当然，这种实践和创新，是与各国合作、对外开放的情形下进行。解决这些问题，要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协商民主并非中国人的发明，却结合中国文化与国情，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实践中得以发扬光大，在中国就超越了宪政民主，更体现了民主的实质。就拿分蛋糕来说，西方的理性原则是我切你分，表面上解决了公平问题；中国的感性原则是给最需要的人，相互谦让，做到既要合情又要合理。经历数百年的实践，西方的协商民主边际效应递减，多沦为分赃民主、金钱民主、选举民主，原因就在于西方人将民主、人权视为目的而非塑造秩序、赢得人心的手段，陷入了路径依赖而不能自拔。程序理性之滥觞，导致西方常常自以为是地对中国的实践理性指手画脚，造成中西方关于民主民心、人权人本、自由自律等核心价值观上的分歧与斗争。
　　一些中国人仍生活在现代政治的托勒密体系（编按：Ptolemaicsystem，以地球静止不动地位于整个宇宙中心）下，乐于在民主宪政、普世价值上情绪激昂，混淆改革的历史意义与世界价值。其实，谁都不能自称民主，代言宪政，更不能因此树立自己的对立面专制、党政。所异者，乃民主性而已。不管是西方近代民主、中国当代民主，都是民主在不同阶段、不同国情下的不同表现，两者互不否定，即不能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否定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也不能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推而广之，谁都不能以普世价值自居，只是以自身文化和实践折射出各自价值的普世性。世界发展多样性，使越来越多的价值普世性呈现出来，丰富了普世价值内涵。
　　总之，普世价值也好，宪政也好，都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潮滥觞于世的产物，脱离中国实际，必须以中国梦解构之。如果简单认同西方普世价值，中国梦就不是真正的中国梦，而是普世梦在中国的实践。中国不是日本，其现代化是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而非简单的近代化，其宗旨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非变成又一个西方国家。
　　宪政梦只是普世梦的具体表现之一，试图在宪政党政上制造二元对立，借此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统，这就是宪政论的本质。严复《宪法大义》的一句话：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中国少谈点主义，多思考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民主之争，而是民主性之争；不是宪政主义之争，而是宪政性之争；不是普世价值之争，而是价值的普世性之争。唱响中国梦，才能解除各种主义的魔咒，使中国获得自主发展。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