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豪：如何治理谣言的信造传

　　近期，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集中治理网络谣言。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的确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一些人通过网络散布虚假信息，使社会的和谐稳定受到一定威胁，也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不便乃至损失。对于维护互联网的长远健康发展来说，常态性的净化网络环境是必要的。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的基本设施。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应当置于整体大局的背景中进行设计和评价。治理网络谣言的目标应当是更好地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使其更好地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
　　谁有责任“不信谣”
　　消除网络谣言，要把握“谣言”的范围。从形态上说，谣言是一种言论的形式。它之所以要受到限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内容是不真实的，并且具有产生实际危害的可能性。因此，对于那些虚假信息“不信”、“不造”、“不传”，既是互联网运营商的责任，也是作为公民应有的自律意识。
　　必须指出，要治理网络谣言，使每个人都做到“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前提在于让大家知道哪些言论属于虚假的、蛊惑人心的。然而判断某些言论属于“谣言”，并不简单容易。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丰富而又纷杂，而专业化信息的判断成本高昂，要求每个人都一直保持健康、理性的心态，不免求全责备。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对每项信息作出正确判断，那么大家就都成为智者、圣人了。
　　个人难以面面俱到，那么公权力机关能做到吗？公权力机关掌握着公共话语权，并且它们在一般情况下比个人有更丰富的信息来源和处理优势，但是民众是否相信它们的判断，则与判断的正确与否没有直接关系。政府公信力的降低恐怕是一个需要正面的事实，那些屡屡出现的政府刚辟完谣便被证实是事实的情形，已经使民众产生了一种“官方辟谣了，看来是真的”心理。这恐怕是治理网络谣言无法回避的信任困境。
　　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手段直接调控的只能是“不造谣、不传谣”，它们无法使人们“不信谣”。对于某个言论，民众选择信或不信是内心的自由，他人无法强制。但是他做出选择，是要依凭某些根据的。治理网络谣言应当着重建立使民众信任公权力、不轻信“小道消息”的心理。否则，单靠一段时间的集中打击，并不能奠定消除谣言产生土壤的长远效果。
　　谣言是怎样产生的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它一定与其他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谣言之起，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在于这样一种矛盾：民众迫切的知情需要与信息供给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表现在谣言的产生上，具有多种形态：有的是因为对某些专业知识的不了解而盲目揣测，随意发言；有的是因为对社会不满、怀有敌意，因而故意扰乱，或者泄愤；还有的纯粹是抱着吸引眼球的猎奇心理。不同产生原因的网络谣言所导致的危害后果有所差别，治理方式也应针对性地设计。
　　对于那些由于知识缺乏而引发的谣言，比如板蓝根和白醋能够有效防治“非典”、碘盐可以避免核辐射之类，最好的消除办法是及时普及专业知识。对于那些抱着猎奇心理的“危言耸听”，加强网络监管和信息真实性的审查，也比较容易消除其社会危害性。
　　相对来说，这两类谣言并不可怕，也易防易治，只要提高民众辨析谣言的知识能力便可胜任。真正要付出主要精力去消除的，是那些出于对社会不满、敌意而导致的谣言。这类谣言之所以不断产生，之所以迅速传播，主要原因在于利益分配不公平、不公正、不透明、不按规则办事，使得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感低落，对社会感到失望。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扫地，足以证明此点。处理此类谣言宜疏不宜堵，采取简单化的打击措施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如果仅治标而不治本，民众只会对公权力产生更多的不信任，反倒加剧谣言传播，增强了谣言的生命力，也更深刻地伤害到社会的稳定和公共利益。
　　消除谣言要保障公民权利
　　消除网络谣言，需要立体的眼界、综合的措施。从微观上说，依法监管网络，及时清除虚假信息是基本途径。从宏观上说，应当使民众充分知情，通过包括网络民主在内的各种民主形式，充分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将消除谣言作为实现民众权利的过程和结果。
　　必须将治理网络谣言置于保障公民知情权利的框架之内。在法治社会中，一切问题的产生都应当从制度设计上考虑，从制度运行上反思，其基本判断指标在于是否实现了人的权利。当前的利益格局和制度环境下，一些不公平状况得不到及时有效纠正，公权力的“暗箱操作”仍有空间，民众利益还屡受公权力侵犯，这才是谣言产生的制度根源。目前，我国政府在信息公开上已经有所作为，但是距离人们的需要来说距离尚远，信息公开的主动性、范围等都需改进。
　　必须防止以消除谣言的名义伤害到言论自由和正当的舆论监督。谣言作为一种言论，能够落入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它能否受到实际的保护，前提是确属虚假，且有限制的必要。言论自由不是没有边界，但也不能随意设定边界。如果不加区分的一律将这些言论归为网络谣言，不但使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有效监督，也是对公民受宪法保护的监督权、表达权的侵害。如此过度打击必然带来“寒蝉效应”，人们如蝉一般在寒冷天气中被迫噤声。如果事先设定某些言论禁区，那显然剥夺了民众在这些方面发表言论的自由。所谓“真理越辩越明”，禁止讨论只能迫使流言四起。
　　必须建立中立的网络谣言的裁判机制。一般民众对信息的掌握往往难以确切、充分，出现判断和认知的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也再正常不过。民众的网络发言是否属于谣言，谁来判断？互联网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主管机关，它负有日常监管之责，但其判断不能具有终局效力。应当由中立的、权威的机关作出判断，这个机关适合由法院担当。在这方面，国外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可资参照。不过，当前我国法院在这方面一直难有作为。
　　谣言止于真相大白，止于信息全面，止于充分知情。无知导致恐惧，恐惧导致攻击；开放透明产生信任，遮蔽封锁产生臆测这既适用于认识各种谣言的产生和发展，也适用于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当前的官民关系。
　　作者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来源：《新产经》（北京）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