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司法立信当不弃微末

　　7月2日，浙江萧山18年前以抢劫罪获刑的陈建阳等5人被当庭宣告无罪。短短几个月内，这是继被羁押近12年后终因证据不足被撤案的河南李怀亮案，以及被浙江省高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的张辉、张高平“叔侄冤案”等冤错案件后，又一起沉冤昭雪。
　　个案公正是司法公正的载体。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所说，司法公信力要靠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公正审判来积累。没有不弃微末的司法实践，法律与正义的阳光就无法照进现实。正因如此，近期包括错案追究、大要案开庭等在内的诸多司法活动，才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殷切期待。同时我们也看到，司法裁判作为一种公共平台，正在通过公开、理性的法治力量，为社会厘定正义的准则，切实保障司法活动中当事人的权利。这种建立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基础上的公共理性，是当下中国社会弥足珍贵的价值资源。
　　司法的公共理性首先表现为个案裁判程序和结果的公正。它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司法权威基础上的公共说服力，是理性的证明和运用。法律之所以在现代社会成为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工具，不仅因为其强制力，更重要的是其说服力。在理性分析证据，正确解释法律，排除意志、权力和其他非理性因素干扰的基础上，法理才能直抵人心，让当事人和民意心悦诚服。
　　唐慧案二审公开开庭，近300人参与庭审旁听；王书金案中，河北省高院开通官方微博对外界传递法庭情况；刘志军案庭审结束后，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庭审情况。个案审判过程中的公开，体现了司法与社会的互动。这既是对社会关切的回应，又利于引导社会公共理性的有序展开。让案件审理的过程、环节、细节乃至疑问都接受社会的监督，并对这种监督予以积极回应，是司法公共理性的公开运用展示。列堂堂之阵，树正正之旗。让每个案件在审理中充分做到公开与透明，才能超越各种利益对司法的裹挟，消弭纠纷本身的暴戾之气，平息社会民意对个案的猜想和议论。
　　司法的公共理性，最终表现为司法公信力的建立。个案正义所累积的效应，是对具体案件的定分止争和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同时其意义最终又超出了个案，成为培育人民公正感的重要契机，引领甚至塑造社会的主流正义观。法治社会的建立，依法办事自觉性的养成，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是否能有效建立起公正感，是否对公正抱有期待，是否信任通过法律治理社会的机制。这离不开司法裁判的示范效应，离不开司法运用理性妥当处理冲突矛盾的能力。
　　越是利益复杂的时代，越易存在干扰公正司法的因素。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人们容易产生对公正的困惑和迷茫，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迷茫演化为各种话语和观念的交锋。信不信任司法，信不信任司法个案所确立的正义观，是整合多元社会价值的关键。个案裁判中确立的正义观，应该成为社会最低限度的正义共识，而这取决于司法运用理性在个案中不断累积“信用分值”。如此，司法才能取信于民，成为社会正义观的坚强守护者。
　　王旭，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载《人民日报》2013年7月4日第5版（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