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初涉法苑人生新篇

　　一、从史学到法学
　　说来真是惭愧，虽然已名列法学院教授名册，但我知道，自己仅是一个初涉法苑的迟到者。
　　二十五年前，从一进入大学开始，我学的就是史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以美国史为专业。之后，从学生到先生，在北师大历史系做教书匠，一直围着世界近代史、美国史、史学评论等打转转，蹲“史坑”，乐此不疲，甘苦与共。青春年华，十五春秋，悠忽而逝。
　　年届不惑之年，2003年5月，因了某些特殊的缘故，自己由师大而入法大，似乎也就注定了与心爱的史学，渐行渐远。到今年的5月，因投奔法学院之故，尽管仍然是与“史”有关，但此“史”（法律史）姓“法”，法学学科也；而非彼“史”（美国史、世界近代史），即历史学之“史”也。
　　二、从世界史到外国法制史
　　在自己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执教生涯中，如上所说，始终是以世界史为业，教学、写作也大致以此为重心。但是，到了法律史所后，就不能不调整学术定位了。因此，除了原来开设的“美国历史与文化”、“美国宪政史”这两门选修课外，还得讲授“外国法制史”选修课。实话实说，这还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首先，尽管学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但自己从未学过“外国法制史”。其次，尽管教了十八年的世界史，但也从未教过“外国法制史”。再次，没有充分的时间备课，因为5月份到法学院报到后，旋即往中央党校学习。最后，不懂的东西就是不懂（比如罗马法），不能不懂装懂。可是，上课的任务下达了，而且还有不少热心的同学选了课。怎么办？没有退路。
　　于是，一方面，边学边讲，边讲边学。另一方面，请求外援，由友人到“外国法制史”课上做专题讲座，由此而有了“‘外国法制史’名家讲座”系列。开设讲座的包括丁玫（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教授）、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正来（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郭小凌（首都博物馆馆长）、张绪山（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春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程乐其（美国驻华大使馆法律顾问）、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中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应该说，这十位一流专家之友情客串，传道、授业、解惑，为“外国法制史”课程添光增色，并受到同学的广泛欢迎。
　　所谓教学，“教”是一方面，“学”是另一方面，历来是彼此互动、相互激励的。为此，通过读书报告等环节，让同学在读书、思考、写作中，变被动为主动，自我规训，于是有了学术批评网上的“‘外国法制史’读书报告选登”系列出自各位学友手笔的学术习作。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比分数更重要的成绩罢。
　　三、从书斋学问到小区自治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除了少不更事的童年外，一言以蔽之，即从校门到校门。虽说校园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终归与社会还是不尽相同。由于一直生活在“象牙塔”中，久而久之，也就多少难免书生意气。“书呆子”之谓，姑不论褒贬涵义，确乎大致不差。
　　回顾起来，问学，教学，治学，浪迹学坛，已凡二十余载，但始终有两个问题困扰着自己：第一，作为一个中国人，若一辈子研究美国，其终极意义何在？第二，一个学人，人生苦短，倘一辈子做书斋学问，除了浪得虚名外，究竟价值几何？
　　可能是必然，也可能是偶然，从2005年3月起，我积极参与了所在小区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的筹备、组织和召开，并当选为首届业主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果说我之调入法学院是“人事”关系转入法学的标志的话，那么我之参与业主组织工作则是从生活实践上投身法学的起点。由于工作需要的缘故，我不得不啃物业法规和政策，日积月累，耳闻目染，也就法言法语，并一步步厕身法律实务了。
　　从主笔《业主公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到操持业主大会会议、主持业委会工作、起草业主大会决议、业委会工作会议决议，如此等等，事无巨细，都是自己从未有过的新鲜经验。这固然难，但实践更难。比如，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不仅招致了大字报和怨恨，而且招惹了恶意诉讼。于是，第一次当被告，第一次写答辩状，第一次出庭，第一次写上诉状；第一次写起诉状，第一次当代理人，第一次写代理词，第一次写反诉状。法律实践中的如此之多的第一次，就这样成为自己近半年来的人生经验。
　　除了打官司，蒙秦兵律师、陈幽泓教授等同好之雅意，一年多来，也多次有机会参加有关《物业管理条例》、业主组织、物权法等的专题研讨会，并做大会发言。最得意的是，主持人介绍我的时候，往往是一身二任的双重角色：既是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也是所谓的物业专家。此外，还以这样的双重身份，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的节目，而且据说还像那么回事儿。在不久前的法学院“学术沙龙”上，我既没有讲老本行美国史，也没有讲手到擒来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而是讲了个大多数同事都未料到的题目“业主委员会与小区自治创新机制”。
　　冥冥之中，人生往往有许多转折点。我之介入业委会工作，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一年半的践行，也使我的上述两个困惑初步找到了答案：社区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也许正是可以联接书斋学问与服务社会、研究美国与服务中国的一个纽带。我预感到，作为一个跨越法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新课题，“中美社区自治比较研究”大有作为。因此，在集中精力写完《美利坚合众国史》后，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美社区自治比较研究”将成为自己主要的学术研究重心之所在。并且，期望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开设这一专题的选修课程，培养这一领域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