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平：让宪政成为改革的方向

　　十八大召开后，国人对改革有了更多的期待，新一届领导集体也释放出坚定走改革之路的信号。改革要有方向，应包括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否则，改革就成为口号沦为忽悠。实现改革目标的路径可以探索，允许试错，所以仍要“摸着石头过河”，但这绝不意味改革不要确立目标，改到哪算哪，更不能是某些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者的借口。当下，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已成朝野共识，让宪政成为改革方向乃当务之急。宪政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权利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宪政基本要素是由民主、法治和人权构成，这些理应是执政党追求的目标。
　　拖延改革，拖垮执政者自己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描述路易十六治下的法国时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是托克维尔在告诫执政者要抓住最有利的时机主动变革，切勿将改革拖到最为糟糕的时候。清末载泽出东西洋考察宪政后总结：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为什么百年来中国宪政举步维艰？载泽先生早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官僚既得利益者是推行宪政的最大障碍。在苏共亡党十年祭日，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在谈到苏联剧变原因时说：“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正是由于三个垄断，使苏联和苏共官僚所形成的官僚集团拖延改革，错过一次又一次改革良机，直至最终丧失主动驾驭大潮的能力，走向为大潮覆亡的境地。苏共垮台再次说明，一个执政党主动积极的变革是多么的重要，切勿把改革拖延到已无法改下去的地步，而一个无法改下去的社会，无论是崩溃还是转型，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基于此，我们对苏共垮台，除了遗憾之外，更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全方位积极主动推进改革，而不是把改革拖到最糟糕的时候。
　　善待环境维权运动，在法律轨道内解决问题
　　当下，中国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行使的汽车，各级政府为了追求GDP，踩足了油门让这个汽车往前开，开得很快。环境维权运动就好像这辆车的刹车。把公民的环境维权强压下去，就是把这辆汽车的刹车卸掉了，卸掉的结果会出现车毁人亡，所以要善待公民维权。为此，执政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作“五位一体”的重要内容之一。有人把公民维权看做是“惹麻烦”，其实，公民维权运动是社会推动政府进步的力量，是在法律程序及框架内的理性和建设性的温和力量，是推动社会转型和渐进的一个很好方式，打压公民维权运动的做法不利于社会转型，如果一味打压，就会把维权公民逼成了刁民、暴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带头“下访”解决民众关心的疑难问题。之后，浙江引入律师接待访民，把上访的公民维权行动导入法律轨道。这是政府良性回应公民维权的做法。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世界潮流，要正确处理好理念上的转变，我们要在管理过程中由重政权走向重人权，改变计划经济下的集权管理，保障好公民权利。人权是政权的基础，宪法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是这一道理的体现。法治是体现为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制度设计，要实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从重权力管理转到重社会治自治，让权力由刚变柔，把宪法落实到位。
　　主动推进依法执政，因势利导公民维权
　　社会问题尖锐化，抗争越来越多，靠维稳的方式已经不行了。现在有维稳经费可以支出，但这是个恶性循环。靠土地财政收入来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进一步的恶性循环就是加紧了征地的速度，激化了这个矛盾，社会必须回到宪政的道路上来。
　　这次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表示要改革创新。回顾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执政党担负了改革发动机的作用。当时在安徽搞家庭承包制的试点，也有很多争议，但是最后还是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并推广了出来，执政党主动变革成为一个改革的发动机，体现在执政党从高层到具体掌权的人，他们有乐于改革的精神和改革的状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矛盾累积导致群体性事件和问题层出不穷。学者王信贤在《当代中国国家能力与社会稳定：兼论“社会管理创新”的意涵》一文中，通过公开媒体资料的收集，形成1117份资料，就20072011年群体性事件分析，政府压制群体性事件的比例为47。9，政府漠视或无结果的比例为35。3，政府介入协调成功的为16。8。可见，我们在处理群体事件上，主要还是采取“刚性维稳”的手段。
　　公民权利的大潮是遏制不住的，采取堵而不是疏的方式，最终会成为麻烦事，会出大问题。清华大学课题组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报告中揭示，广州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社会保障经费，可想而知的后果是多严重的，执政的合法性或许就在这个强压的过程中流失了，所以就出现了民众对基层政权信任度越来越低。2009年，《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腾讯网做了“靠什么支撑中国基层政权”的问卷调查，7006人参与投票，结果显示：70以上对基层党员干部是不太满意的。这些状况令人担忧的，若不改接下去就会出大问题。
　　不能用管控的方式来把社会管死，要把社会激活，通过创新来激活。近几年来群体事件日趋频繁，规模日趋大，包括今年的宁波事件，江苏启东事件等，如果我们不是用一个法治化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社会权力就会越来越集中，社会就会走上越来越和法治相悖的道路，离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远。
　　为此，十八大报告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从经济建设转到社会建设，人人皆可成为改革力量
　　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人人成为社会的良性力量。十八大从七个方面来谈改革问题，汪洋提出破除既得利益要从执政党和政府开刀，任何一个现代公民，不能把自己置身事外。
　　上世纪80年代，执政党作为改革的动力源，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进行，使中国改革开放出现一个蓬勃的态势，带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与如今的改革相比较，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导致了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局面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转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而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其实就是激活社会的力量，来推动中国的再一次的全面改革，用社会的力量和体制内的健康改革力量，促成良性互动，共同去打破阻碍改革的利益格局，使中国的改革能够释放出一个新的能量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上到下，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的政府，在获益之后，有可能出现的倾向就是维持现状，不想改了，这就要靠激活社会的力量去推动政府改。互联网时代为中国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来了一个加速度，这个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挑战，这已使公民社会建设呈现出一种势不可挡、蓬勃发展的状态。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不断发达，网络民意其实已经呈现出一种倒逼机制，出现这种状况政府要主动回应。
　　我们要认清问题所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集团身上，我们不能走老路。每一个人都成为能为这个社会尽责的公民，成为理性的、建设性的、良性的力量，这样一整个社会才会形成良性的合力去推动改革，这必定让体制内的改革力量能坚定改革的步伐，更有信心去改革，而且更容易把改革深化下去。
　　总之，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有目标和路线图，同时不能拖延，还需要时间表，我认为宪政就是改革的方向，落实宪政的设计方案就是改革路线图，未来十年就是改革的时间表。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