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儒家复兴从“公民社会”开始

　　对于中国来说，指向政治体制的改革仍是一个紧迫而严峻的命题。而呈现溃败之势的社会，也急需一个重建方案。
　　它们逻辑地需要吸取既有权力体系之外的思想资源。
　　在这个大背景下，儒家的努力越来越引人注目。它折射出来的一个抱负，就是重回政治和道德的“正统”地位。由此激起的相关构想和争论，隐喻着中国在政治和社会转型中的深深焦虑，还有迷茫。
　　清楚的是，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已经进入官方的话语体系。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提法，孔子学院的运作，还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说的“中共是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都有用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夺取“政治领导权”的意思。而在十八大后，传统文化将以怎样一种方式在官方话语中出现，中国的未来走向又将具有何种可能性，也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猜想。
　　在今天，曾经被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所激进地反对过的儒家想努力进入政治和道德的中心，这是可欲的吗？如果是，它可行吗？围绕儒家的各种争论，又折射出了什么样的现实？
　　《南风窗》记者就此分别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他们对于儒家的这场“复兴”，它的现实困境及可能命运，中国在政治民主进程中注入思想资源的方法论，有着深刻独到的观察和思考。
　　对儒家神经过敏已无必要
　　南风窗：“求变”可以说是今天中国的一种国民心态，因为谁都清楚这种局面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政治认同的文化意识形态支撑方面的目前，这一求变预期，正被逐渐放大。
　　高全喜：是的，多年来，“经济增长”是官方和民间所共享的一种话语，它具有了政治认同的功能。但现在，在贫富悬殊，以及今年的经济下行中，挑战已然不小。如果老百姓不信某种东西了，官方对它再怎么力保，似乎也是无济于事的。那么，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政治认同的资源也是一个选项。
　　南风窗：“政治儒学”的兴起似乎契合了这种焦虑。前段时间，一些有志于用儒家的传统资源参与现实政治社会变革的儒者表现得很活跃，由此引起了一些被认为是来自“自由主义”思想阵营的批评。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高全喜：对于儒家的这种思想转向，我是乐观其成，虽然觉得他们有点言过其实，话语多，行动少。但“自由派”的批评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批评对象不应该是羸弱的儒家，而是蛮横无理、不受约束的权力。
　　南风窗：这种批评有没有对传统某种本能似的恐惧在内，有必要吗？
　　高全喜：是有这个因素。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现代的专制主义并非与儒家有着必然且全方位的关联，它们另有来源。而且，作为历史的传统以及人们的行为礼俗，自由主义不能过于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奉行的价值可以抛弃传统而从天上掉下来。
　　一个具有自由、民主特征的政治社会秩序，必须得有最终的正当性的东西支撑，这就是你的文化、心灵、宗教基础。关于人的天赋权利的一些预设，当然可以支撑一下，但它们是不够的。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法国、德国，它们在政治架构上固然有共同、普世的标准，但其中的很多方面，是和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联系的。所以，当我们要推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时，不能对传统采取绝缘的对立态度。
　　不同思想主张都在抢占传统
　　南风窗：反传统、反儒家的潮流看起来在减弱。有意思的是，曾经反传统的一些人或思想主张，也在以某种方式和儒家搭上关系。比如“通三统”和“儒家社会主义”的提法。而一些曾经被称或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也走向了儒家，最有名的莫过于秋风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当然，官方的一些意识形态表述，也有和传统结合的意思。怎么来看待这一变化？
　　高全喜：近些年来，传统资源确实是被关注了，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了，除了虚骄的经济增长，我们还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反而是曾经为各派理论所批判的传统变得弥足珍贵了。我们看到，不同思想流派都在抢占传统资源。
　　从官方来说，随着正统意识形态的式微，开始有向传统寻找政治认同的文化支持的动向。不过，在思想界，那种妄图用正统意识形态吸纳儒家传统的所谓“通三统”之结合，我认为只是一厢情愿，这种结合只是皮毛关系，甚至是苟合。因为一种代表“现代性”中最激进的革命专政的东西，怎么可能和中庸之道的儒家传统有共同语言呢？
　　南风窗：就是说，只是在话语上把它们扯在一起？
　　高全喜：对。只是把传统拿过来作为一件装饰性的外衣而已。
　　南风窗：如果用一个粗俗的比喻的话，对于权力来说，儒家连“二奶”都不是，充其量是一个“小三”。我们好像可以作出一个判断，既然它可能只是被用来作为权力的一种合法性装饰，那当然在既有权力中难以获得“正统”地位。但另外还有没有可能性？
　　高全喜：这要看儒家是否秉有自由的自主性。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其某些构想，如果不说坠入彀中，但也与自由宪政相去甚远，在今天是不可行的。不过，我认为时下一些激进自由派也是肤浅的，他们对于开发传统资源缺乏敏锐意识。只有那些深通英美经验主义和普通法宪政的自由派，才觉得接续传统是中国文明进步的正道，中国的社会变革需要经历传统的保守、改良和演进。
　　南风窗：那这样说，儒家和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可以兼容或结合。
　　高全喜：结合当然是可行的，而且也是一种大趋势，但要搞清楚，自由主义是大脑和结构，儒家传统是血液和躯体，这是中国古今之变的大议题所致。自由、民主、宪政，实质上没有中西之别，只是现代的表现方式有中西之差异，而且西方各国也有差异。儒家要进入现代，必然是进入自由主义的大格局，这是毋庸置疑的。
　　儒家如何回应“权利”问题
　　南风窗：中国是经不起折腾的。假定在进一步的改革，以及政治民主的推进中，我们很难离开历史传统去想象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的话，那么，儒家有哪些东西可用？
　　高全喜：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公序良俗，伦常礼仪，等等，很多东西都可以发扬光大。从宪政的视角来看，现代的政治秩序未必需要一个道统，有一个正义的宪政框架、制度安排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假如需要提供一些政治当性支撑，人民本身就可以了，人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新神。
　　南风窗：有一种很精英的说法是：人民是不可信的。
　　高全喜：这就涉及到了现代政治的“厚”的根基问题，即向传统，向神寻找正当性支撑。但我们中国并没有基督教那样的神义论背景，同时我们也不可能人为地造就一个宗教，你把儒家教化视为宗教，列为国教，似乎也不太现实。往往是，古典历史的某个契机，要做也就成了，到了现代社会就根本不可能了，你要去硬立，那是不行的。你就算硬立，它也不具备那个功能。
　　南风窗：如此说来，儒家进入政治，该以何种方式进入？
　　高全喜：真正有生命力的儒家并不是抱着旧框架，把历史故事说得风风光光，而是把儒家的理念、思想在现实中实现出来。
　　也就是说，你要参与公共事务。我们看不到在公共领域有多少儒家的声音。像维权抗争、法治建设、政治改革，等等，从儒家的理念上看，也是他们本该投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不应该是挂在嘴上。
　　南风窗：儒家碰到的一个大麻烦是：它如何使自己在关心权利的民众面前有吸引力？
　　高全喜：如果只是在道德上成仁成圣，那么儒家宪政就是一句空话，就像西方的古典共和主义，只有与现代自由主义相结合，成为自由共和之思想，才起死回生。儒家宪政如果成为反抗的政制、立宪的政制、自由的政制，权利的政制，才能完成古今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性的挑战。这个挑战对儒家尤其严峻。
　　从宏观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的演进似乎有一种不可逆的古今之变。就西方来说，从古典城邦到封建制度，进而到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工商社会，自由宪政是现代政制的成就。就中国历史来看，虽然有周秦之变，秦汉唐宋赓续，但直到晚清才开始经历真正的古今之变。古典中国，尤其是三代之治有宪政资源，但秦汉专制皇权一直是古代中国的主体制度。晚清以降的近二百年历史，中国才迎来现代性的发轫，所以，宪政中国是一个新问题，制度上照搬三代是不行的。儒家要有开阔的胸襟，迎接自由民主的现代宪政议题。
　　儒家需要伟大的胸襟
　　南风窗：文化认同看起来是可以转化为政治认同的。但当然，这个政治认同，不能只是浅层的政府认同。
　　高全喜：用传统的东西来为权力辩护，这是一种需求，但如果儒家迎合这种需求，进而登场入室，那是头脑糊涂。这种政治儒学是伪儒家，因为你变成了一个附庸权贵的工具。这是一种悲哀的事情。我倒是很欣赏民间的儒家，像陈明这样走民间的、公民社会的路径。至于秋风的儒家宪政，是反专制的，我也赞同，但为什么有些人不喝彩呢？问题是秋风把儒家美化了，不仅仅是资源了，成为主干和精髓了，历史上的儒家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把宪政放大，做大。儒家只是一种资源，现代宪政还有其他资源，儒家不能包办。
　　南风窗：我们想象一下：儒家在未来，会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高全喜：未来三五年，讲究与时俱进的执政党在纲领上，在意识形态的表述上应该不会有本质性的变化，基本上是延续，然后作些策略性的调整。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说，可能会给儒家在务虚的方面开辟更多的话语空间，在民生上也给别的思想主张开辟一些话语空间。但是，在政治权力的设计，以及宪政制度这个基本框架的设置中，不会有多大变化。当然，权力会有焦虑，因为延续目前的东西，做一些策略上的调整，不足以解决它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南风窗：那么，儒家可以做些什么？
　　高全喜：儒家会面临两难：要么入庙堂，其实它最终是不可能成为主体的，只是被作为一个招牌；要么彻底革新既有话语，和新时代的维权话语、民主宪政话语等结合起来；或者像某些人那样搞一些作秀的东西吸引眼球。我倒是希望儒家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上大有作为，但其路径只能是与自由主义相结合，成为自由宪政的重要资源之一。
　　有人会说，这样岂不是儒家没有了吗？我觉得儒家的真正伟大的胸襟就是将自己融化于自由民主的时代潮流之中，如果整个中华民族都宪政底定了，这不就是儒家最大的事业吗？何必固守儒家之名相呢？晚清之儒家能说三代之治在英美，今日之儒家为何不能接纳普世价值与制度呢？如果现代儒家能够破我执，或许尚可治国；不能，则治国无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