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对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均国民收入”的考察

　　8年后马来西亚将成为发达国家？
　　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
　　在政治格局上，马来西亚的中等阶层和下等阶层并不一定会团结在一起，这就给了执政当局延续寿命的机会。在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中等阶层与下等阶层在政治观念和实际利益上已经产生深刻的裂痕与冲突。中国大陆或许也会有这么一天。
　　“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居民收入”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为何会出现这样一个世界记录一个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320美元的国家却发生了大规模人民武装起义？
　　1991年，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提出了在2020年把马来西亚建成“先进国”（AdvancedNation）的“2020宏愿”。在他的描述中，这个“先进国”将是一个以“马来西亚国族”为基础的团结的国家，是一个自由、宽容、安全的社会，经济发达，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拥有成熟的民主和高道德水平，是一个知识型的不断创新的社会，是一个有充满爱心与关怀的社会，是一个经济公正的社会。但从马来西亚的现状来看，这个“宏愿”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
　　但并不是任何人都会觉得这很讽刺，2010年3月，现任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把马哈蒂尔的“2020宏愿”接了过来，宣布马来西亚将力争使人均收入从7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收入是7760美元）提升到2020年的15000美元，从而成为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注：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是逐年调高的，2011年的标准是12276美元）。
　　在亚洲，继日本、韩国、新加坡成为发达国家之后，除去仅靠出口石油天然气暴富的文莱和海湾君主国之外，马来西亚似乎是离这个目标最近的亚洲国家，特别地，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城市经济体，而马来西亚包括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农业人口，马来西亚若能实现上述目标，其意义非常重大。
　　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
　　但是，近年来关于马来西亚经济更热门的话题是该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亚洲，就这一话题被讨论的国家还包括中国、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印度等等。摩根斯坦利2010年的一份报告说：“如果历史是有规律的而万有引力定律在中国是起作用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会慢下来。”（《纽约时报》2010年10月25日报道：“AvoidingtheMiddleIncomeTrap”）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则认为，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国家如果不能把内需当作增长的主要动力，将不可能上升为发达国家，它们必须从依赖廉价劳力与资源的增长转向在高生产率和创新基础上的增长（路透社2011年10月18日报道：“Asiamayfacemiddleincometrap：ADB”）。
　　何为“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是人均国民收入（GNI）在1006美元到12275美元的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人均GNI在10063975美元之间者为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在397612275美元者为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12276美元以上者，则为“高收入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一批东欧国家经过10多年的转型发展，陆续成为了“高收入国家”（201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斯洛文尼亚是23860美元，捷克是17890美元，斯洛伐克是16830美元，克罗地亚是13870美元，匈牙利是12850美元，波兰是12440美元，来源：世界银行）。
　　从世界银行所定的1006美元到12275美元这个广大区间来看，它涵盖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换言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要在这里范围内分析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简直不知从何说起。
　　任何国家，从中等收入国的起点1006美元到高收入国的起点12276美元，都要爬一个很长的坡，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不能把其间出现的减速、停滞、负增长，都一概视为“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经济史现象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初步工业化之后长期（如10年、20年或更久）陷入停滞或负增长。目前舆论界、学界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是和当年日韩从中等收入国向高收入国转变的奇迹速度（日本用了12年，韩国用了8年，都是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跨越这个台阶）相比较而言的，低于这个速度的，似乎都是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样来对照分析，显然也有问题的。例如马来西亚在1990年代初达到了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但20年过去了，现在只有7000多美元，于是就有人撰文讨论起马来西亚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如NinaMerchantVega与HerizalHazri的“Malaysia’sMiddleIncomeTrap”和《星洲日报》2011年11月16日的综合报道《大马陷中等收入陷阱》）。但当年的日韩奇迹是有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大背景的，现在至少有几十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要低于马来西亚（据马官方数据，马1990至1997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9。1，2000至2008年则是年均5。5），难道说这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都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
　　应当说，在初级工业化阶段结束后增长速度慢下来，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当今全球经济竞争加剧、风险密布的环境中，应当以平常心来看待增长速度，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能像当年的日韩那样幸运和顺利。
　　此外，舆论界和学界的一些人把许多经济社会政治困境都一概纳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种偷懒、随意的说法。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而引发的，而是与一国既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国情有关。
　　当然，“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看问题的角度。“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经济史现象，其原因和内涵是很简单的，即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没有了低劳动成本优势，原先所拥有的低端产品市场渐渐被低收入国家夺走，在中高端产品市场又因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源品质方面的不足而进不去，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因此，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最直接地来讲，就是如何提高研发能力和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马来西亚当前确实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上。
　　至于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所发生的一些社会与政治变化（如社会利益多元化、自由投票和多党竞选）是不是导致经济停滞的原因，学界曾长期争论这个问题，未有定论。尤其是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界存在3种意见：正相关、负相关、不直接相关。
　　政治已多元化和政治未多元化，哪种情形会加剧“中等收入陷阱”？看来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国情中可能有不同的相关关系。
　　政府们很委屈：人均收入好不容易上去了民心却要思变
　　且来看马来西亚，该国政府确定了一个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具体时间表，这在全世界并不多见。为在2020年建成高收入国家，马来西亚目前面临的挑战包括私营企业活力不足、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人力资源投入不足和人才流失（有20的受高等教育者流失到国外，有60的移居国外者将“社会不公”列为他们离开的关键原因。来源：世界银行2011年4月报告“MalaysianEconomicMonitor：BrainDrain”）。前述摩根斯坦利2010年的那份报告则说：“曾经把马来西亚引向成功的依赖外资政策今天可能成为该国发展的障碍。只有本国资本才有兴趣在本国的创新型产业中投资，外国资本一般不会这么做。但不幸的是，马来西亚的国内私人投资甚至低于1997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私营企业活力不足是马来西亚陷入发展瓶颈和走向“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私营企业活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行政开支过大而发展开支不足，有限的发展开支、项目和银行贷款又主要流向与政府权贵有关系的少数朋党企业，此外私营企业遭受多重盘剥、运营成本沉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0年纳吉布政府出台的新经济模式（NEM）试图将增长与公正结合起来，其中的重点就是重新激活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力，建立自由竞争型的国内经济环境。但马来西亚商界、舆论界对NEM的决心和效能有诸多怀疑，因为经济环境不公正是巫统长期一党独大体制下的产物，政府编制庞大（总人口2840万的马来西亚拥有130万公务员，其比例居东南亚各国之首），且打着维护“公正”、“平衡”的旗号实施了许多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法规，使得国家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主要是少数朋党群体，而中下层民众的发展机会在“大企业”和“大政府”的亲密联盟之下受到严重压制。
　　但在政治格局上，马来西亚的中等阶层和下等阶层并不一定会团结在一起，这就给了执政当局延续寿命的机会。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的选票基础主要是乡村地区的下层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和感恩戴德程度较高，选票容易被收买）和庞大的公务员系统，而反对党阵营的选票基础主要来自城市里的中等阶层和边缘族群。这种社会中等阶层与下等阶层在政治上各走各路的现象（前者亲市场，主张自由竞争和反对大政府，反对传统的政治文化如权力垄断、裙带朋党作风；后者拥戴一个只要能保证他们基本生活水平的政府）在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是比较明显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究的现象；在中国大陆，这两个庞大群体在政治观念和实际利益上或许也正在或将会产生巨大裂痕。
　　马来西亚近年来的“纳吉布新政”，其重点就是大力笼络具有离心倾向的中等阶层以确保执政党长期执政，为此当局采取了一些摆脱朋党垄断的政策以试图重新激活私人经济，首相纳吉布本人也展现了许多符合城市中等阶层口味的做派，他的Facebook和博客还时不时会玩点新潮花样，60多岁的人了还希望网友们称呼他“某某哥”。但另一方面，纳吉布又不得不向执政党和庞大的公务员体系低头，继续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毕竟它们才是他当政的首要基础，由此他又招来中等阶层（特别是那些受良好教育、能很方便接触信息资源的民众）和反对党的阵阵反对声。由于意识到输掉大选的风险始终存在，当局在连年财政赤字的情况下仍然向紧急向社会各个人群发放福利补助，这意味着大选过后民众的税务负担又要加重；至于那些试图打破旧有利益格局的“新政”（无论是宏观发展政策还是分配政策或是族群政策），更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党长期执政所累积下来的财富分配方面的巨大不平衡，使得马执政当局始终处于焦灼状态要调整总会遭遇震荡，不调整则意味着要下台。
　　据联合国开发规划署的数据，马来西亚20最富有人口的平均收入是20最贫穷人口的平均收入的11。4倍，属于偏高的比率，超过美国的8。5和新加坡9。8；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为46。2，也属世界较高水平（来源：联合国开发规划署：HumanDevelopmentReport，2011）。由于巨大的贫富差距存在，即便2020年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5000美元，这种宏大成就也与普通小民无关。
　　在马来西亚、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府们都可能深怀“委屈”GDP、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一直在增长，为什么民众还是不满意、不买账？这涉及到应如何看待这些数字。在衡量国民真实的人均收入状况时，笔者以为有3点需要注意：
　　首先，不能用“人均GDP”来代替“人均国民收入”（在依赖外资和出口较多的国家，人均GDP普遍高于人均国民收入）。
　　其次，“人均国民收入”也不等于“人均居民收入”（前者包括了政府、企业的收入）。
　　最后，“人均居民收入”也不等于一般民众的真实收入，比较真实的数据应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特别是在那些极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部分财富的国家）。
　　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利比亚这样一个“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320美元（2009年，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会发生大规模民变。
　　当然，利比亚确实是创了一个历史纪录世界上首个“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000美元却发生人民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国家。这个神奇的记录，当然要归因于该国那位神奇的领袖和神奇的统治体制。
　　（本文初刊于《同舟共进》杂志2012年第3期）
　　补记：中国数字：从“人均GDP”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落差有多大？
　　在《对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均国民收入”的考察》一文中，笔者认为在衡量国民真实的人均收入状况时，应考虑以下3项原则：
　　首先，不能用“人均GDP”来代替“人均国民收入”（在依赖外资和出口较多的国家，人均GDP普遍高于人均国民收入）。
　　其次，“人均国民收入”也不等于“人均居民收入”（前者包括了政府、企业的收入）。
　　最后，“人均居民收入”也不等于一般民众的真实收入，比较真实的数据应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特别是在那些极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部分财富的国家）。
　　从这3项原则来看，在依赖外资和出口程度比较高、国富民穷、贫富悬殊的国家，“人均GDP”一般都要远远高于能较准确反应老百姓实际收入水平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反之，若不是像上述这样的国家，则“人均GDP”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之间的差距会比较小，如北欧一些国家。
　　以2011年的中国（不含港澳台）为例，据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统计，中国2011年的人均GDP为5414美元；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6194元人民币；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为51。27，农村人口比例为48。73。在此姑且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可得出2011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为12820元人民币。
　　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解释，人均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被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被调查户的人均收入。
　　按2011年年末6。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汇率折算，2011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为2034美元，与当年中国人均GDP5414美元相比较，2011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人均GDP的37。59，比13略多。
　　换言之，中国的“人均GDP”数字，要大大高于能较准确反应老百姓实际收入水平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
　　以上计算不一定合理、准确，但这两个数字之间的落差，在中国显然是比较大的。
　　至于上文中提到的利比亚，其人均GDP在卡扎菲执政的最后几年，都在1万美元以上，但同期利比亚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多少？其中的落差有多大？2011年初利比亚爆发的大规模民变做出了回答。
　　利比亚是全世界第一个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却发生以暴力推翻现政权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