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章：权利路上十重障

　　现代法律赋予人以诸种权利。凡赋权比重较大之法律，甚至可以直接称其为权利法，或美其名曰权利宣言，如民法。然权利之行使和实现，并非全由权利人凭借自主意思即可天然生成，而需义务人依法或依约履行义务。诸种义务被自觉完全履行时，权利之行使和实现即如行云流水，人间法律关系亦呈现出良性运行状态。法治理想图景大概莫过于此。
　　反之，各种义务履行过程中不幸有邪念降临之时，其履行之自觉性与完全性即会现出漏洞和残缺，权利遂遇障碍。法治时代亦为权利时代，历史车轮驶向法治殿堂，亦正与人类追求权利之场景相向且同步。社会行至如今，权源不乏律法章规之赋，且人口兴旺发达，权人亦必定遍及天下，几无遗漏。而权障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权人自身行权意识和行权能力以及权人生长环境，无疑均会滋生或凝聚形形色色之权障，然最为直接之权障却来自于权利相对方义务。
　　权利和义务毗邻而立，撑开法律关系大厦，时刻指挥陆续登场当事人。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担当者，角色本可纯然二人，却又无不破除形式逻辑之樊篱，浑然一体，集权利义务于一身。若相对而论，则权利义务却又分析肢解，一方权利本质于对方义务，反之亦然。倘义务人自主履行，如前文所及，权人何必劳神苦思；若义务人乱其所为，权利肌体即可生明显占位病变，权障不除，权利不复，此乃天下之通义。祸端于义务者，表彰为何种权障？观社会生活之实，察权利义务之状，循义务履行之诸种元素，可探权障之究竟计有十重困：
　　设定义务履行条件。此乃权障之一。本为单纯义务之履行，无须亦不得附加条件，然义务人于履行义务之际，未经权人许可，恶意添附多余要件。权人欲行权且达权之既得目标，断然拒绝或莽然抵抗，或许于加剧权障阻力而外，别无丝毫可图之他利。世俗社会，行为之艺盖过法律之术，大多权人出于无奈，妥协认可义务条件，唯防御权利之彻失。可见，设定义务履行条件者，纵然名正言顺，理由千万，亦不可掩盖其权障之面目和抵赖之根本。
　　拖延义务履行期限。此乃权障之二。义务履行期，可因权利绝对或相对之性质，完全或不全之样态，而生无期和有期之差别。有期义务，须于期限届至之前履行完毕，以如时圆满权利、届期解除责任。义务人若拖延义务履行期日，无论故意或过失，均可判定权利人行权之道滋生绊脚之石、缠足之裹。良法多有迟延履行之济，然任何律法制裁，终究止于秩序救护，名为权利补助，实则充盈形式、粉饰表象。权利定时之益，大概一去不复返，欲证其实，早已界属法律之外，非义务人良心自觉，权人必当无处消散霉运，徒自认权障而奔波于权障之消除事业。
　　转移义务履行地点。此乃权障之三。义务履行地有主场、客场与第三场之分，不同履行地，于权利义务主体之利益，均生不同影响。抵赖义务履行地点者，最典型者莫过于变更或转移履行地，以形成权障，对权人行刁难之实。权人名义掌权于己身，而实则受控于义务人。义务人一旦生抵赖之心，即可摆布权人于鼓掌，亲利益，远权人，行权成本因地而增。
　　颠倒义务履行顺序。此乃权障之四。凡有义务履行顺序者，当事人顺序利益至关重要。顺序利益于权人而言，实为权利本色，不容染指。义务人不守约定，擅自变更或颠倒履行顺序，袭击权人于不备，当为权障；权人为众者，且有受领顺序者，义务人暗度陈仓，或明目张胆，乱其履行顺序，亦为典型权障。
　　恶化义务履行环境。此乃权障之五。义务本质可形象描绘为“欠”，前文已及，权人有权有利，对方则处于负值情势，然权利义务之心理揭示，权人有积极行权之切，有失权之恐，义务人则无此险境，不外乎责任压力而已。此易形成双方不对等之人际秩序，义务人亦可由此恶化履行环境，或选择恶劣自然环境，或设置污浊人文环境。遇此权障，权人进退维谷，不知所措。倘环境甚为恶劣，行权成本与风险大为增高，或有弃权之意，恰合义务人之抵赖心理。
　　混淆义务履行主体。此乃权障之六。相对法律关系中，义务履行主体特定。理论上乃恒定之要义，然考察于现实，则多有别样风景。或因约定不明，或因契约变更，或因主体死亡、失踪或破产、停业，如此等等，均会使履行主体发生起伏。然恪守法律规则，信守合同约定，此亦不会必然招致混乱。唯义务人企图抵赖，有意混淆履行主体，或于众多履行主体之间推辞躲避，则无疑又见一道权障。
　　处置义务履行标的。此乃权障之七。缔结权利义务之契，步入权利义务之锁，义务人之所有财产，即为责任财产，担保债之履行。责任财产之命运如何，牵涉权人之权利命运。若义务人抵赖义务之履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行毁坏、变更、隐匿之鬼蜮伎俩，权利则即遭遇圆满之风险。
　　提高义务履行成本。此乃权障之八。所有权障均使行权成本增加，然义务履行亦有成本，此成本可转嫁于权人之身。如于约定债权人支付债务人履行费用之债务约定中，债务人花费不必要之履行费用，以此增加权利人行权利成本，从而为权利实现设置又一道障碍。此种权障似无抵赖之表象，然其反抗权利之本性，却于提高义务履行成本之中昭然若揭。
　　变更义务履行方式。此乃权障之九。义务履行方式有约定者，从固有约定或变更（补充）之约定；无约定者，可参照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或为圆满权利之需选择适当履行方式，不必僵化死守、胶柱鼓瑟。然义务人若唯利是图，擅自变更义务履行方式，且于权利之行使和实现不利，则此变更行为即为权障。原本权人可遵循约定或俗定履行方式而为受领，孰料义务人施加权障，改变已定方式。作为权人，求权之心，往往默许此种变更。
　　缩减义务履行范围。此乃权障之十。义务履行范围大小，关乎权利之圆满状态。现代法律要求义务应全面履行或完全履行，其直接意义即为履行范围不得短斤少两、偷工减料。然而，义务人有意或出于过失减少标的数量、降低履行质量等，借助缩减义务履行范围之技，耗损权人之权与利。此种权障形态，或趁权人怠于留意之时，或公开请求权人让步，给予优惠折扣。当然，不唯此种权障，无论何种权障，均有单方毁约和双方协商之分，前者自是重度权障，后者虽然经由磋商，然于权人而言，则已付出克服或认可权障之代价。
　　上述主要以私法上相对义务为例，展示来自于义务履行之权障基本表现。不可不计者，义务履行之诸祸，所酿成权障之集大成者，乃抵赖义务履行。可见，权障之义务祸端在于义务抵赖，抵赖形式可有多样形式，亦可生多端变化。不可不认者，法律触角有限，不可伸向千疮百孔，弥补缺漏，成就万能之幻。是故，权障之种种、之重重，亦非法律规则所能全部消防。法律规则所能干预者，乃权障形成之后所影响、改变或定型之法律关系。至于权障形成之事实本身，非法律规则所全能操纵，唯靠权人之斗争及义务人之自觉。
　　李绍章，别名李绍彰，艺名土生阿耿，山东沂源人，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出处】《法制日报》2012年7月25日第10版“思想的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