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评叶檀《中国经济需要新权威主义》

　　近日读到叶檀《中国经济需要新权威主义》一文，文章字里行间透露了对今日中国经济矛盾的错综复杂和时不我待的忧心如焚，但文章思想最要命的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经济“现在也应该有邓小平、朱镕基式的强权改革人物，推动中国彻底完成工业化。”
　　随着中国经济疯狂的发展，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难以预料的迅速激化，中国精英学者也开始对中国经济批判性思考，在我看来，叶檀是其中比较有思想的人，是敢于直面矛盾并能较劲深入追究的人，但是她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具体问题分析的，不乏资料的充分，眼光公正远大的本质，对此我是共鸣的！中国有太多荒唐的不合理、不理性的问题，需要知识分子如同农民种地首先要拔去杂草一样的，对它们一个个思辨的精神性的拨乱反正。
　　但是，本文我却要很严肃的批评叶檀此文的新权威主义思想。
　　首先，叶檀仓促的提出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概念，在理论上是缺乏思考的，她对权威主义概念没有进行说明、定义，却又跳跃性的也同样不作说明的提出新权威主义概念，作为一个理论学者，不对概念进行基本论证和说明，而是放任其思想模糊的大而化之，这种不严肃的治学，放弃了对精神逻辑和高度的追求，这不仅在叶檀处表现，也是中国学者普遍性的思想浅薄的一个基本表现，因此本文的批评，意义是广泛的。
　　什么是权威主义？人有主观精神，基本内容是动机、欲望、意志和目的，这些精神内容本能的要服从一种最高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精神价值，否则人就丧失了能够精神思考的天然属性，人的精神便一盘散沙。
　　回顾人类文化，在我看来这种精神统一价值的权威主义有两大类，一是超世俗的纯粹精神价值，一是世俗的权力物质精神价值。
　　第一种比如西方苏格拉底“人认识你自己”绝对精神的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它视最高精神是纯粹精神，是绝对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命令、最高权威，西方个人主义信仰文化便是在纯粹精神绝对权威的庇护下，而获得独立自由的发展。
　　第二种以中国传统皇帝专制文化为最大代表，它否定游离于世俗权威之外最高和绝对精神的存在，它视世俗权力中心为最高精神的代表，最高权力规定的物质权力秩序，即“礼”的文化秩序，必须雷打不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
　　最终的概括：西方文化的权威主义，最终是精神属性；中国文化权威主义，最终是物质权力属性。
　　今天来看，这一概括如下可轻易的说明：西方现代文化，根本的是民主法治，法治便是一种精神的绝对权威；中国现代文化，今天仍然是有权就有一切，包括有了社会的、物质的、感情的，以及生活便利的一切，谁若否定这一点，便是自欺欺人。
　　叶檀对我以上权威主义的文化分析是否赞同？如果认可，那么这两种权威主义不是新旧的区别，而归根到底是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区别，是精神第一还是物质第一的区别，我以为叶檀恐怕不会作这种最一般抽象性的思考，叶檀也绝没有把中国文化的世俗权力的权威主义看作是旧形式，而把西方精神权威主义看作是新形式的意思。
　　其次，联系叶檀实际思想来看，分析叶檀新权威主义的不靠谱。
　　其实叶檀的“新”，是在中国权威主义文化框架内思考的，即是在个人物质权力权威铁盒子里面思考的，这种思考其实没有任何新意，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圣君和昏君矛盾活动规律（即好人政治和坏人政治）的一种因循守旧的重复认知，叶檀无非是想说明中国专制文化需要邓小平、朱镕基这样的政治英雄，就如同中国历史上的黎民百姓期盼出现圣君和清官能更好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叶檀的这种政治文化认识，如此保守以致幼稚，这不仅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说明中国整体知识精英存在精神的极端糊涂。
　　中国专制文化的本质是人治，而人的本质是有缺陷的，是不完美的，比如毛泽东在世的时，中国文化认为他完美的超过太阳，因为太阳上还有黑点，毛泽东思想不允许被批评有任何黑点，结果毛泽东逝世后，批评毛泽东的人，甚至视毛泽东是十恶不赦。
　　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历史不停的翻天覆地的动乱，正是人治的极端缺陷所致。这种人治文化逃脱不了圣人（君子）文化和小人文化永远是胶泥在一起的历史命运，每一个帝王都不承认自己是坏人，自己是昏君，而所谓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比如莫过于秦始皇，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恶者见恶。因此抬高前面的政治领袖，其实是在贬低后面的政治领袖，那么请问后来继任者的无能，难道不需要追究前人用人失察的责任？同样后人批判前人，也是处于这种矛盾状态。
　　西方文化，是精神第一权威的文化，或者说是神的、上帝的文化。
　　上帝的意义和中国人肤浅的物质迷信，完全是两回事，但是中国很多很多人却肤浅的把它们看作一回事。
　　上帝的意义，就是凡人是不完美的、是缺陷的、是原罪的，因此给世俗的人创造了一个上帝形式的完美精神的对照物。因此有了真善美的绝对精神，因此粉碎了任何凡人想做人类文化绝对权威英雄的痴心梦想，因此世俗权力不受限制的绝对暴力有了天敌，因此个人的独立自由有了发展的空间，因此西方的科学精神茁壮成长，因此西方的物质文明在法治精神的制约下，努力有序的扩张（是否一直能有序，还不知道）。
　　中国现代的物质文明，仅仅靠中国传统的物质权威主义是万万做不到的，因为它根本的束缚了个人的纯粹独立精神。
　　现代科技物质文明，是纯粹精神的创造，是精神变物质，这种纯粹精神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几乎是一张白纸，今天中国物质文明发展，是拿来主义的使用了西方科技发明的精神成果，对这一点中国文化要有实事求是的认识，而不能忘乎所以，甚至无知到认为要用中国文化去拯救西方文化。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中国文化学习西方文化的最大误区，我已经撰写几篇文章就此论证，今天中国出现的重大全方位的经济文化社会危机，归根到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治思路种下的灾难。在这种思路下，因循守旧的沿着中国人治文化政治传统，使人性恶的物质欲望，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诱下，导致各级权力的全面腐败。
　　对这种浑身腐败，必须以提高全身免疫力的医疗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改变物质权力不受纯粹客观精神制约的状况，就是赋予精神独立揭露和批判的权力，而这种精神存在于每一个普通公民的良知当中，因此归根到底就是赋予每一个公民政治监督和自我精神保护的权力。
　　尊敬的叶檀，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应该是这种破天荒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落实到每一个人具有神圣精神独立权力的意义上，否则在旧文化框框内出谋划策，任何最新款式的权威主义，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不过是为中国文化旧权威主义打强心针，不过是在延缓中国文化人治权威主义苟延残喘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