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赟：法治中国所需要的“传统”

　　也许自清末变法、或最迟“五四”运动以来，“传统”似乎就总是让我们爱恨交加：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是我们的根，我们的认同之根、安身立命之根和持续发展之根，这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保留传统。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在这个全球化、并且已然被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由于自身传统与当前全球推广的“主流”浪潮存在诸多冲突，因而似乎又不得不大力促进传统的转型。目前来看，尽管程度有所降低，但似乎后一种观点仍然占据着主流。要不然，怎么会有相当部分人动辄“理直气壮”地将当下的社会问题轻易地归咎于“传统”？
　　到底应当如何界定“传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取决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传统存在于什么地方、也即传统的“住所”在哪儿？对这个问题，很多人脱口而出的答案也许是，“传统存在于过去”！然而，如果传统存在于过去，那我们岂不是要说山顶洞人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欧洲人又岂不是要说，蛮族的部落生活是他们的传统？因此，传统可能并不是、或至少不单纯是存在于过去事实上，如果传统仅仅停留在过去，那么，用“历史”、“经验”等词就大体可以取代“传统”了。如果果真如此，则“传统”一词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大有可疑了。
　　我们认为，真正的传统必定同时具有过去和当下、甚至将来等三个面向。因此，欲回答传统存在于什么地方也即传统的“住所”这一问题，也必须照应到这三个面向。因此，不妨将传统的住所界定为：传统存在于继承之中，并且只有能够被续造的历史或经验才能被恰切地称之为传统。这就是说，传统既不单纯地存在于过去，又不仅仅存在于当下，当然，传统亦不仅仅存在于将来它存在于当下人对历史经验的择取、识别、接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造的过程中。在明确了传统的住所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传统”的内涵问题时，就豁然开朗了：所谓“传统”，其实就是存在于当下生活之中的、但又源自于过去之历史、经验的各种文化因子，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地方）的认同之本，也是该民族与其他民族展开对话的当下前见之重要组成部分（另一组成部分源自外来文化）。
　　这个关于“传统”的定义，除了突出了其独特的、不能为其他语词所代替的内涵外，同样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定义有助于我们摆脱在文化问题研究、讨论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首先，它明确揭示出如下这种观点实在不过是一种拿古人当替罪羊的认识在社会舆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认识，即动辄将当下的诸如官场腐败、社会失信、奢华浪费、破坏生态等令人发指之现象归咎于“历史传统”。其实，历史哪有什么错（当然，也无所谓对）？如上种种问题如果真的与历史、与“传统”存在必然关联，那也只是因为当下人仅仅从历史以及他们所谓的灾祸，也不总是意味“传统”中择取了这些，而非历史“规定”我们现在只能如此。申言之，这些坏现象是我们的“选择”所造成之问题，而非祖先们“留下”的问题。其次，它明确指示我们，所谓传统，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待我们去发掘的自在和已然的“存在”，而是一个能动的、需要加入我们之努力的“变化”。这就是说，即便一个文化体的历史具有足够的辉煌，即便一个文化体现在足够的强大，即便没有外敌的入侵或意外的着这种辉煌、强大会自动地形成某种传统欲形成一种传统，必须有赖于历代人的不断地拯救、继承和融合、创建。最后，既然传统不过是一个当下人继承、续造的过程，因此，诸如东方“传统”优越还是西方“传统”优越、或东方“传统”主要是槽粕而西方“传统”主要是精华的争论实在就不过是文字游戏当然，它也有可能是当下人逃避责任的表现。因为正如前文已揭示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当下的各种弊端“归咎于”传统而安之若素了。从这个角度讲，本文希望表明的是，其实“传统”好或不好，关键在于当下人。
　　具体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建设工程，则如果今人不摈弃现有的轻程序、重实体观念，那么，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种民族思维习惯就真的会成为我们的传统，进而必定将延缓我们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如果今人不摈弃我们对公共生活、政治运作过程的冷漠心理，那么，也许当年日本侵略者所期望的“顺民”文化也真的会成为我们的传统，进而当然也将延缓我们建设“公民参与型”的现代和谐社会；如果今人更多地纠结于“权大于法”、“官本位”，那么，历史上的这些糟粕也当然地会成为传统相对应地，如果我们更多地挖掘历来就有的“民本”、“奉公”、“廉政”观念以及诸如科举制度中的理性精神、郡县制度中的科层架构、乃至公权设置中的相互制约理念等并进而为我所用，那么，尽管“历史”仍然是那个注定已经无法改变的历史，但我们的民族传统，却完全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很显然，几乎不需要作任何更多的分析或论证就可以看出，在“传统”这一问题上，这后一种局面才更是我们所期待的。
　　《法制日报》2012年4月25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