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哲学何为？哲人何为？

　　后现代的诸公们纷纷议论起哲学的困境与终结，丝毫不觉得这已是老生常谈。近日还在宣称宗教将要衰亡的人亦有之，但已很少再会得到注目礼的回报了。在我看来，撇开其他定义不论，哲学与宗教都属终极思维，是人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思想着的人类所永远摆脱不了的。非但康德、马克思等近代思想家有如是说，而且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之前便可发现此类预言。
　　所为终结思维，是指人们在将任何一个问题思考至极端时都必然会涉及到的那个思想层面。古人用许多故事来说明“大道相通”，如庖丁解牛、百步穿杨等等，其意不在弘扬某类技艺的娴熟至圣，而在暗示一个论题：任何一个不愿浑浑噩噩度人生、迷迷糊糊看世界的人，都有可能通过他们各自把握的技艺来领悟和彰显生活的真谛。他们可以是哲学家，也可以是神学家，或文学家、艺术家；或可以是帝王将相，或可以是平民百姓，乃至庖丁或卖油翁。这些人有别于胡塞尔所说的直向生活的人，有别于海德格尔的中性人或马尔库塞的单面人。正是在这种共同的大境界和大背景中，或者说在共同的层面和维度上，平凡而伟大的心与心之间达到沟通。
　　因此，通常所说的吃饭的哲学、说话的哲学或经营的哲学等等，不过是某种技巧的代名词，仅为些许雕虫小技而已。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应当是大智慧，而且不妨是一些融在凡庸之中的大智慧。例如，汪曾祺先生将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弹性的文化底蕴归结为“儒道互补”，他以为，这种互补的真髓说白了就是三个字：“不在乎”。海德格尔在其后期似乎也对这种哲学式的豁达与超脱若有所悟，并用一个德文词来标识它：Gelassenheit，它如今被译作四个字：“泰然处之”。
　　不久前在书店里偶尔翻到一本写克林顿夫人的传记，里面说她在学生时代曾面临过一到考题：你以何种心态对待失败？她的回答令传记作家赞叹不已：“以哲学的心态”。这种心态若按我的诠释应当是“不在乎”或“泰然处之”。但也许克林顿夫人的本意并不在于此，而是想表达“吃一堑长一智”或“失败乃成功之母等等这类哲理。若果如此，那么她所拥有的仍然是些极具功用的小智慧而已。
　　我以为，要想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仁人境界并非难事，但它确实要以博大的视野为前提。如雨果所说，“目光短浅使人狭隘，视域宽阔使人超然”。哲学的沉思或反思无疑可以为视野的开拓提供可能。
　　但是，有人会说，纵使哲学思维有永恒存在的可能，这也许并不能导出哲学作为职业而永恒存在的必然。此言当然合乎逻辑，而且甚至也合乎历史。古代的哲人，很少是专业的。因此哲学原本就不是一个职业（德文Beruf）。但它对许多人来说却不言而喻并始终不渝地是一门天职（德文Berufung）。这似乎与许多政治家的情况恰恰相反。大概是因此之故，德国的思想家M韦伯以及政治家F诺曼等才会呼吁思想家或政治家们要以思想或政治为天职，而非以此为职业。天职一词在德文中的原来意义是召唤，这里可作一种内心的召唤解。
　　阿基米德在罗马士兵冲入家门时仍埋头于他的几何研究，并且大呼“别碰我的圆”，至死而不悔。胡塞尔在接到弗莱堡大学的禁令，无法再行使教师之职时，仍继续其哲思，并在禁令的背面写下自己的研究手稿，“冷静而自信，就好像科学研究的严肃性不能为世界上任何事物所干扰”（勒维特语）。如此等等事件，均为受到内心之召唤所致。由此可见，这种内在的召唤往往要比残酷世事的外在压迫来得更为强烈。
　　或许哲学作为职业会在未来的科学殿堂中被取消注册权，或许人们在未来无法再靠哲学谋生；但哲学作为天职、作为内心的召唤却会永存。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但这样一种想法又极易导致偏激，它会使人将天职转而理解为天命或者使命。费希特关于使命的论述可以为证。再往上溯，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更早的先例。他把哲人看得高于世人一筹，以一种理想来取代诸多个体的杂念。于是以后的哲人也时常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更有世人甘愿将哲人视为救世的超人。
　　此时我联想到在弗莱堡大学就读时参加过的一次讨论会。那是一个由哲学系学生会组织的讨论会系列，邀请各位哲学教授参加，论题统一为：“我为何走上哲学之路？”第一次讨论的主讲便是我的博士导师B让克教授和者学习两教椅之一的拥有者雅可比教授。
　　作为B让克的学生，对他的情况我早知一二。他是颇具影响的现象学家，海德格尔教椅继承人W马克斯的得力弟子，后来也接替马克斯而担任弗莱堡大学胡塞尔文库主任。他引起学生们兴趣的地方首先在于：年逾不惑时突发奇想，弃德国AEG电气公司的主任工程师职位和丰厚的收入于不顾，转而潜心从事哲学研究。按国人的流行说法，实属半路出家。盖因此之故，他55岁以后方获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位置，在此之前全靠神情政府助研金维持生计。
　　据B让克的介绍，他之所以选择哲学是因为听了他弟弟关于费希特哲学的一番鸿论，对自我、非我的问题感到惊异莫名：世上竟有如此复杂的问题能够提出来，全不像电气工程那样可以一眼望穿。于是决心倾其毕生探个究竟。这也是听从内心召唤的一个典型事例。
　　另一位雅可比教授则正相反，称得上年富力强，仕途通达。须知获得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教椅并非易事，由此便可推论他的中世纪哲学研究在欧洲学界享有相当盛誉。他开的课程通常爆满，参加者多为神学系和哲学系的学生。
　　雅可比的经历缺乏传奇色彩。但他作为神学家对哲学的看法却出人意料。他和伽达默尔一样，对各个时代都有的那些抱有哲学使命感的大学生颇不以为然。他的原话是：每每听到有些学生将尼采或谁，哪怕是阿奎那，奉为拯救人类之希望，我总会全身起鸡皮疙瘩。哲学并不会把现成的真理转交给你，至多只能为你的思维能力提供某种训练而已。他的这番议论与雅斯贝尔斯所说“没有哲学，只有哲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这两人的论题实际上都涉及到本文的论题：哲学何为？哲人何为？
　　我本人坚信这样一个道理：哲学源于惊异，成于明智，毁于麻木。
　　只要人类同心未泯，好奇不绝，哲学思维就会绵延地持续和传递下去。
　　至于哲学的实用功能，那是取决于各个时代哲人的问题。现象学家们常常愿意区分指明（Hinweis）和证明（Beweis）。因此，我们在这里似乎可以这样说，伟大的哲人并不曾证明什么，但他们指明着什么。这些为他们看到和指明的东西，就是可能性：人生、世界如何展开的可能。
　　哲学家常被认为而且也常自认为是猫头鹰，这自然是得益于在古代神话中猫头鹰与智慧之神有缘。但神话的作者之所以选择猫头鹰，恐怕不仅是由于猫头鹰喜欢在夜里孤独地凝思，而且还因为猫头鹰具有一种天赋：它能够在黑暗与混沌中看到其他生灵所无法看到的东西。伟大的哲人之所以伟大，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吧？这当然并不一定意味着哲学家（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专业哲学家们）比一般人高明，正如猫头鹰并不必秃鷲更伟大一样。
　　是否还可以这样说：就哲人而言，他们看到的可能性肯定有许多许多，但他们愿意指明的则相对较少，而他们能够证明的则绝无仅有。所为“哲学之丑闻”，盖源于此。而就世人而言，对这些被看到并被指明的可能性，信不信由你。但倘若不愿一辈子浑浑噩噩度人生、迷迷糊糊看世界，你要么可以在这些可能性中择一而信之，要么就身体力行，自己尝试去看、去知，从而发现被指明的可能性确否如此，甚或去发现新的可能！哲人与世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我的想法是，今日愿听命于哲学召唤之人，有责任感的，不妨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自勉，尽力去发现和指明那些尚未被他们看到的可能性，但切忌将自己的理念或主义视作惟一原则而强加于他人，宁可常持一份“未敢翻身已碰头”的谦和或惶恐；无此负担的，则尽可继续做他的思维游戏，在对他自己的精神天地之营造中自得其乐，不必去奢望今人甚或后世的理解，只是但愿不要最终堕入空疏与虚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