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我看中国“哲学”

　　主持人：您的书里谈到了中国哲学，您认为中国哲学有理性，但缺乏对世界提供进行整体解释的理论兴趣，按您的说法，的确中国没有希腊意义上的哲学科学，您怎么看待中国哲学？仅仅是一些修身、处世、治国的道理吗？
　　陈嘉映：这个事情说起来也平常，但多多少少给一个中肯的回答，牵扯的面也比较广，首先看你怎么界定哲学。我的意思是说，哲学这个词跟文化这个词是一样的，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回答，并不是说没有唯一的回答是个问题，没有唯一的回答是必然的，不可能以后就有了。所以，一开始我们只能大而化之说，如果有一个具体的争点我们再慢慢收缩回来。就我所理解的哲学，当然它是一个舶来词、移植词，西方人用的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以西方思想为典范。
　　从希腊到近代，西方思想特点有很多，你可以从各种角度描述，从我这本书的志趣来说，西方哲学对整体理论有求真的精神。一般人对于这种整体理论都很爱好，很多人一讲就能讲到三皇五帝尧舜禹汤，都能讲一套东西，但他讲的时候主要是一种乐趣，对于它是不是真？不是太感兴趣。实际上在真和好玩这两者之间经常有矛盾。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其实一般人在谈到整体理论宏大观念的时候都偏向于美的那一面，偏向于好玩的那一面，至于信不信，他不是特别在意。而西方理论传统有一个特点，有求真的劲儿。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就我了解，西方哲学和近代科学的发展是跟这种精神是相联系的，中国的读书人不大有这种东西，一般人都不大会有这种精神，这是非常希腊和西方的。
　　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还剩下些什么呢？是不是修身齐家？像黑格尔说的道德箴言或者道理？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会来思考论理方式。我们讲道德箴言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道德箴言，像黑格尔那么说，我认为含有批评在里面，主要批评的意思就是它东一句西一句，零零星星不成系统。
　　问题在于系统是怎样的一种系统性？我这么想这个问题，比如说《论语》，典型的东一句西一句，编书的时候都不把孔子一个年代说的编在一起，或者关于一个话题的编在一起，或者跟某一个学生的对话编在一起，这太不系统了，当然这不是特别好，如果能编得系统点对我们可能更好点。但是因此，也就是说孔夫子没有系统就有点绝对，系统有表面系统性、有内涵的系统性诸有此类的，当然我个人当然不认为孔夫子就是一些道德箴言，他当然是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道。我们读《论语》，读跟孔子有关的记述、或者《礼记》里面的一些描述，且不说研究，你可以非常感觉到孔子是一个相当有思想系统的人，虽然他的表述方法的确非常不系统，庄子也是这样，庄子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但读下来，会感觉这个人几乎就在眼前，非常统一。
　　主持人：我总结一下您刚才说说的大概意思，我们中国传统思想不要以西方标准哲学概念去定义，因为中国哲学，像老子有他的系统性，庄子有他的系统性，这是不一样的系统。您说的另外一个意思，中国的思想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世界？
　　陈嘉映：你生发出来的两条我大致都同意，但我表述可能会稍稍有一点不同。中国人说汉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传统思想对我们读书人，或者生活在多多少少剩一点中国传统的人来说，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就更深一些。但是我觉得话不可以说得太极端，首先就是中国思想不能归结为儒家，我太反对了，好像李零也是比较反对这一点的。说这个话就太荒唐了，如果宋朝的学者这么说的话还有他的道理，但作为今天中国人来说，说中国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就太不能接受了，老子、庄子、墨子都是中国传统思想。第二，我们接受西方、印度的东西，把它视作传统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老是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中原的像山东西部的人。实际上不一定，广西人凭什么要把你儒家认作他的传统？如果他把儒家认作传统，多多少少就相当于我把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我的源头是一样的，有点差别，但差别不是那么大。还有比如说佛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印度、西方的传统呢？可能宋明理学会反对佛学，但也接受了很多它的影响和实质。在这个地方，把传统分得一清二楚，像是要向什么东西效忠似的，我个人觉得荒唐。
　　主持人：哲学家怀特海说西方哲学就是给柏拉图作注脚。孔夫子在中国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地位？
　　陈嘉映：怀特海这么说，是觉得有意思，有意思就比较容易流传开。但我个人认为他这么说并不是非常认真地说。几乎所有听起来琅琅上口，有意思的话，包括老子、庄子的话，都是一样的。从它该悟的地方悟，不要用它去做标准，像公式似的套过去。跟你争论的时候，我当然认为西方哲学并不是柏拉图的注脚，当然还有《圣经》的注脚，还有反柏拉图主义的注脚。说都是孔夫子的注脚我也认为不是特别好。我觉得，比如像庄子，与其说他是孔子的注脚，真是不如把他看作孔夫子完全平等的对话者比较好，整个中国传统，至少是士大夫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个人的对话儒家和老庄集于一身的，以前叫出处，叫进退。活生生生活在一代代读书人的身上，这是对话的关系，不是注脚的关系。
　　主持人：您在中国思想上还是比较推崇诸子，后面宋明的不太感冒。
　　陈嘉映：就我个人喜欢来说，我更喜欢诸子，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基本上读书人都是这样。我觉得，最源头的经典是最重要的经典，汉朝人读先秦有一套读法，宋朝人读先秦有一套读法，现代人学了西方的东西，生活在现代世界，读先秦典籍也有一套读法，肯定不可能跟汉朝人或者宋朝人一样的读法，差别会非常大。但源头永远是源头，不管中间隔了多少东西，还是那些东西，我认为每一朝每一代人都是对先秦感兴趣，宋朝人也想越过汉学读源头，清朝的人也想越过宋朝的东西读源头，人人都一样。只是越往后就会越参照前面的读法。
　　主持人：谈到参照前面的读法，我想到一个解释的问题，一个希腊文特别高明的学者跟您解读《理想国》，是这样说的，不是那样说的，您可能会更相信他的说法，这有点像戴震说的，训诂明而后义理明。
　　陈嘉映：对。像我们这种中层的读书人大概就是上传下达吧，我们注解不了什么书，对中国书、外国书写不出很好的注本来，我们要读这些书要靠前人。有时我出去，大家会把我当作某个小领域的专家，但我跟学生说，我不是专家，专家是我们跟他们那些人学的，那种人才是专家。不是说于丹那种通俗作家，但我们依然不是专家，是依赖专家工作的。专家那些人，我想用建筑来比喻，他们是挖地基的，辛苦的，没人知道的，我们知道建筑是贝聿铭设计的，但谁都不知道建筑力学是谁做的，更不知道打地基或者打木桩的是谁做的。这就是专家干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