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当代新功利主义与《新伦理学》

　　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是人如何才能合人性地存在和生存。这里的“合人性”，是指合（即遵循）人的自然本性和生命本性。人合人性地存在和生存，既指遵循自然法则和生命法则而使自己成为人，也指遵循自然法则和生命法则而把自己成就为大人、完人。前者所展示出来的价值指向和意义蕴含，就是道德；后者所展示出来的价值指向和意义蕴含，即是美德。从这个角度看，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又可谓是道德和美德。简言之，伦理学研究有两个对象：人和人所能达成的道德与美德，前者是主体对象，本质对象，后者是客体对象，现象对象。
　　人的存在和生存始终围绕利益而展开，人对道德与美德的构建同样以利益为轴心。所不同的是，道德敞开了人对利益的限度实现，其基本规范是权利责任对等，因为道德追求的是现实存在。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道德实现必须以平等为平台，以人道为主体要求，以公正为社会规范。所以，道德必须从合理出发追求合法（合自然法则和生命法则）：道德是以理驭法，以理统情，其最高存在理念是：人的本质是人。美德敞开的是人对利益的个性化超越与放弃，所追求的是理想存在，其基本要求是放弃权利，超越责任，履行义务，创造自由，追求精神卓越、灵魂不死。因而，美德追求的是合心即精神完美和灵魂永驻：美德是以灵统理、以心驭法、以神融情，其最高存在理念是：人的本质是神。
　　二
　　以人为起点和目的所统摄起来的道德和美德，构成了伦理学研究的全境视域。在这一全境视域中，伦理学获得了两种根本的方法，功利方法和道义方法；与此同时，伦理学也获得了两套根本的思想体系，功利论思想体系和道义论思想体系。
　　在人们的伦理认知认传统里，功利论与道义论往往水火不容，但这种传统却是错误的。因为，功利论是关于人如何成为道德的人的方法和思想体系，它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如何使自己成为（道德之）人；二是社会如何把人成就为（道德之）人。道义论是关于人如何成为美德的人的方法和思想体系，它同样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人如何使自己成为（美德之）大人、完人；二是社会如何激励人成就为（美德之）大人、完人。
　　概括地讲，功利论和道义论，不过是人成为人的两种伦理学方法。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基础方法，本体方法，后者是提升方法、拓展方法。进而言之，功利论和道义论，不过是人成为人的两种伦理思想体系，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其基本的思想体系，后者是其提升的思想体系。因为在“人成为人”的命题里，人成为道德的人，是基础，是本体，是人人存在和生存之必须；人成为美德的人，是提高，是拓展，是人人存在和生存之应该。“必须”之于人，是共守规范，是他律，是社会治理，任何人都不得违背；“应该”之于人，却是超越共守规范之要求，是自律，是个性自由选择的作为或不作为，任何人都不得强求。所以，功利主义方法是伦理学的基本方法，功利主义思想体系是伦理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探索和构建功利主义方法和思想体系，是任何时代之伦理学所必须担当的基本任务。因为，道德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也是社会秩序构建的根本方式。它主要展开两个方面：首先，道德是政治、经济、法律的本体，它隐于内而为制度的选择与构建，为市场和法治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提供根本的价值导向系统和必须的道德标准原则体系；其次，它为整个社会提供一套完整的人人“必须如何”的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并通过舆论的方式和良心的启蒙而展开社会治理。所以，在全球生态化的当代进程中，要真正努力把国家建设得富裕而文明，必须重建当代功利主义方法和思想体系，必须重建当代功利主义伦理学。
　　三
　　以此来考量王海明《新伦理学》，它之最大贡献，就是创建起了当代新功利主义方法和思想体系，为当代社会朝着富裕而文明方向有良序地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系统和思想、方法武器。
　　王海明所创建的当代新功利主义，既是对西方古典功利主义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和“每个人只能做一个人来计算”原则予以了当代阐释；同时也以“社会存在发展”之道德目的和以“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标准为准则，对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英美澳之现代功利主义（即规则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予以了创造性整合。简言之，王海明的当代新功利主义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当代新功利主义方法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前者展开为以“人类需要道德目的道德终极标准根本的道德原则”为基本内容的伦理学哲学方法和以知识获取法、知识筛选法、知识构建法、公理法为基本内容的伦理学研究方法体系；后者包括效用论价值理论、以道德目的和道德终极标准为核心内容的规范伦理思想和以作为道德实现之途径和方法的美德理论。
　　客观地看，王海明之《新伦理学》体系，实际上是由形式、内容、方法和思想三部分构成：《新伦理学》体系之形式构成，就是其作为道德几何学的概念推论体系，或者说范畴体系（从这个角度看，王海明所创建的新伦理学，亦可称之为“科学的伦理学”或道德几何学）；《新伦理学》体系之内容构成，就是其元伦理、规范伦理、美德伦理的创造性整合，更具体地讲，就是对其优良道德价值体系、优良道德目的标准体系、优良道德原则规则体系及其实施途径、方法的整合构建；《新伦理学》体系之方法和思想构成，就是其所创建的当代新功利主义伦理学方法和思想体系。在《新伦理学》体系构成之形式、内容、方法和思想要素中，当代新功利主义方法和思想聚合起前二者，并使之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整体，并赋予前二者以内在血肉与灵魂。从整体上看，《新伦理学》的元伦理部分，所由“是应该”推论出来的伦理价值体系，却是功利主义的，因为王海明把“价值”定位为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之效用”的这一效用价值观，本身就是功利主义的。在规范伦理部分，由人类需要推出社会存在发展之道德目的，再从社会存在发展之道德目的推论出“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标准体系，又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标准体系推论出优良道德原则体系、规则体系，其从头到尾贯穿了功利主义方法和思想。在美德伦理的构建上，王海明把美德定位是对优良道德的实施途径和对优良道德实现，同样是出于要创建完整的当代新功利主义方法和思想体系之根本考虑：在王海明的思想王国里，美德就是优良道德的效用，这是才《新伦理学》对美德伦理的本质认识。
　　四
　　客观地看，王海明的《新伦理学》，为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时代，创建了一个当代新功利主义伦理学思想体系、方法体系和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为当代伦理学以至于整个学术思想，如何从现代转向当代建设，树起了一块界碑，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开辟出一条道路，确立了一个方向，提供了一个转捩点。因而，《新伦理学》不仅是一种已完成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新时代的思想初潮，是一种时代精神和方法变革的前奏曲。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王海明和他的《新伦理学》，如同文艺复兴时期旦丁与他的《神曲》，既是对旧时代之思想精神的最高总结，也是对新时代之思想精神的真实开启。
　　我之作出如此判断，是因为在《新伦理学》中，虽然对以个体为主题的平等、公正、人道、自我实现、幸福等内容的探讨，占了一半以上篇幅，但从最终的伦理价值取向来看，王海明所开创的当代功利主义伦理学，却是以国家主义为平台、以社会主体论为思想基石、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归依的。这种性质的新功利主义，在没有相应的主体能力、制度条件和宪政规训的生存境遇里，往往会给以“多数人暴政”的形式来表现“少数人暴政”提供理论依据，也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实践操作上的道德专制。所以，能够全面体现并全力促进当代中国朝着富裕而文明方向健康发展的新功利主义，应该是以自然、生命、人的共在共存、共生互生为平台，以（平等的生存、自由和幸福为核心内容的）个人主义为思想基石，以为己利他为价值归依的新功利主义。以这种性质的新功利主义思想和方法为指导，才可制定出时代存在发展所需要的优良道德体系。